在过去100年来，全球的学校教育一直都有着一种“自动化的执念”，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自动化学习的神话”。这个神话的核心就在于，人们始终相信，我们通过技术的创造性使用，借助标准化的流程和可观察、可测量的指标，我们的学习和教学就可以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高效、自动、可控地产出具备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对全球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爆发并没有消解一百年来学习和教学自动化的执念，反而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更强大的和更具诱惑力的方式，将这个过去一百年来长期存在的古老神话，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今天，在我们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落实“人工智能+”教育行动，以及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变革学习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问一问，通过自动化学习过程，我们究竟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思考“学习和教学的自动化”这个执念，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祝同学们毕业快乐！前程似锦！纵观百年教育科技史，每一种新兴技术媒介都曾伴随着“学习和教学的自动化”执念，以及借助技术“重塑教育”、“颠覆学校”的宏大预言登场。这些不断上演的“自动化执念”和循环往复的“技术狂热”周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教育变革本质的深刻样本。早在1885年左右，邮政教学先驱、耶鲁大学教授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便已提出，经过精心设计的函授课程在知识掌握深度上可能优于传统课堂。他大胆预言，函授教育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将超越传统的学院与大学课堂。1878年，在探讨“留声机的实际用途”时，《纽约时报》曾构想这一设备将进入学校，训练儿童在没有教师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正确阅读、拼写及记忆。该报甚至设想了“几乎完全由机器运作的学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该报也曾发表社论，出于隐私担忧而强烈谴责爱迪生的发明。
1924年，在美国心理学年会上，普莱西（Sidney L. Pressey）首次展示了他的教学机器原型。1925年，普莱西展出了改进版本；1926年再次介绍了一台可自动测验、记分并进行教学的仪器。普莱西也被后世公认为“利用自动教学机器进行教学的创始人”。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播电视被广泛誉为将彻底改变教育的科技。1963年，美国全国大学推广协会的一位官员将电视描述为“敞开的大门”，能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学习”从校园传递到家庭。198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断言“未来将不会有学校”，并认为计算机会“炸毁”学校——即那种以班级、教师、考试和按年龄分班为基础的标准化结构。20世纪90年代末，万维网催生了电子学习热潮。1999年，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对《纽约时报》表示：“互联网的下一个杀手级应用将是教育。互联网上的教育将庞大到令电子邮件使用量看起来像是个舍入误差。”2012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MOOC之年”。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欢呼“大学教育的革命”已经到来；《经济学人》宣称MOOC正在“改变高等教育”；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John L. Hennessy）警告“一场海啸即将来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则将其誉为“自印刷术以来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创新”。哈佛大学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更是预测传统大学将出现“大规模的破产潮”。过去一百年，“狼来了”的故事一直在上演。从普莱西的教学机器到斯金纳的程序教学，从计算机辅助教学到今天的“人工智能自适应学习”，一种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将教学过程标准化、可复制化、最终自动化的愿景反复出现。尽管这些媒介与设备在教育和培训中发挥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但无一实现了当初“颠覆”或“消亡”传统学校的激进预言。“狼来了”的故事之所以反复上演，并非因为技术没有价值，而是因为我们对技术的期望远远超出了技术的边界。自动化执念之所以能持续百年，不仅仅是技术和理论推动的结果，更是公共政策和社会话语共同建构和维持的产物。它深深嵌入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观念之中，是工业资本主义逻辑、工具理性和技术神话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美国教育学者拉里·库班（Larry Cuban）在其著作《过度炒作与使用不足》（Oversold and Underused）中早已指出，科技进入课堂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过度承诺与兑现不足的历史。今天，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如火如荼紧锣密，会不会也演化为一部过度承诺与兑现不足的历史？生成式AI并没有终结教育自动化的百年执念，反而是将其推向了顶峰。它通过从“确定性控制”到“概率性生成”的范式革命，将自动化的样态从“标准化”升级为“个性化”，从“任务替代”深化为“认知参与”，并用“人机协作”的新神话巧妙地掩盖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控制逻辑和潜在风险。教育科技的百年史是一部技术不断迭代、神话不断重生的历史。
我们如何避免过去一百年狼来了的故事再度上演？在积极推动和倡导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赋能教师，变革学校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低估了教师作为“守门人”的角色？是否也低估了学校作为社会制度的惯性？过去这一百年，在过去的这100年的每一个周期中，自动化的承诺几乎相同：解放教师、个性化学习、规模化普及。而每个周期后的实证研究也几乎得出相同的结论：自动化系统在结构化、可测量、有明确答案的领域（如基础计算、拼写、事实记忆）可以发挥作用，但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表达、社会情感能力和价值观判断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自动化执念是工业资本对效率的要求，行为主义对学习的简化，新技术对替代的许诺，以及现代文化对控制的需求这四股力量相互强化的结果。教育科技历史学者奥黛丽·沃特斯（Audrey Watters）在其大作《教学机器》（Teaching Machines，2021) 和长期博客 Hack Education 中，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沃特斯指出，那些技术预言家往往是“门外汉”和外行：爱迪生（电影）、钱伯斯（互联网）、弗里德曼（MOOC）——这些最热情的鼓吹者都不是教育者出身。“颠覆”叙事服务于资本利益：技术变革的承诺往往掩盖了其背后的商业动机——新的硬件、软件、平台意味着新的市场。教育的目的被窄化为“效率”：技术倡导者倾向于将教育问题重新定义为“效率问题”，而非关于“人如何成长”的复杂问题。沃特斯告诫我们：当我们问“技术能做什么”之前，应该先问“我们为什么要教育”——这个问题才是任何教育技术决策的起点。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能否实现学习自动化”，而是“当自动化变得如此强大和廉价时，我们该如何捍卫那些不可自动化的、本质上属于人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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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开了个配套的 ima 知识号今天，AI教育应用的浪潮确实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历史不会自动重复——除非我们选择忘记历史。避免“狼来了”的最好方式，不是停止相信技术，而是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审视预言，用教育的本质校准技术的方向。在人工智能+教育行动如火如荼的当下，这个历史的眼光实在是太重要了！您说，是这个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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