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稿｜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

　　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部分，在开放领域、规模质量、管理体系、社会贡献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呈现高水平发展态势。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对国际、国家、地区、院校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　　（一）国际层面：增进文明互鉴与教育公平　　在人类共同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已超越单纯的跨境教育合作，上升为承载人文交流使命、践行全球公共责任的重要载体。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赋能国内发展与区域协同，更在于以教育为纽带，搭建跨越文明的沟通桥梁，回应全球发展的公平诉求，进而为人类共同进步注入持久动力。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推动文明互鉴，促进全人类发展。教育国际化不只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进行交流，更在人文价值层面进行交流，尤其体现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高等教育环境。^[9]我国在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体现出深厚的人文价值底蕴，从“国际中文教育”到“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国始终树立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世界。在积极学习国外知识的同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人文关怀，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全球教育公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10]近年来，“中阿高校10+10”合作计划、中非职业教育联合会等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知识、课程等要素的跨国合作，增加了国际优质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和全球教育治理，助力全球教育公平有序发展。　　（二）国家层面：服务教育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征程中，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已成为赋能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支撑与核心引擎。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教育自身质量提升的直接推动，更在于通过贯通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关键链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多层次、系统性的支撑。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基础。“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实力和竞争力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11]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之一，积极引入优质资源、前沿理念与多元文化，能够有效提升国际合作交流项目能级，从而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过程贯通“强教—强国”逻辑链条，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2]教育是强国建设之基础，为经济提供了强大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因素；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生产力最具活力和决定性的能动主体，^[13]三者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借助国家制度保障、地方区域特色推进、院校积极实践所形成的多层级协同机制，能够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依托国际科研平台、跨国实验室和全球联盟，我国可发挥人才效能，提升国家科技水平；深化国际教育合作能够促进知识跨国流通，实现教育链、人才链、科技链的有效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依托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我国主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成功举办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大会，搭建全球高端教育合作平台。^[14]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开展并完善国际教育援助、重视国际组织合作、推介在线教学国际平台等方式，不断参与全球治理。^[15]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既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推动我国教育“从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助力实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转变。　　（三）地区层面：增强区域协调发展与城市软实力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已成为激活地方发展动能、优化空间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耦合全球优质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更在于采用“教育赋能产业、文化链接合作”等路径，不断增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和提升城市软实力。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可主动集聚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使其与本地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与发展定位耦合，从而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促进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先后出台“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国际教育创新岛”等专项规划及政策，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以国际战略和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为中心，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和境外高校独立办学，打造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和“教科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仅提升了区域教育水平，更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增强城市软实力。地区依托友好城市，以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为桥梁，打造留学品牌，以此增进国际理解，并带动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互赏。贵州省借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平台，以教育促进当地科技经贸发展；厦漳泉“闽南金三角”地区通过协同提升教育文化资源，促进公共事务合作。^[16]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仅能够提升城市软实力，还可以通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名片，促进当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更高水平发展。　　（四）院校层面：推动教育内涵建设与质量提升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有效激发师生发展动能、优化人才培养生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互动，为学生搭建跨文化成长平台、为教师拓宽全球学术视野提供支持，更在于以国际化赋能师生核心素养提升，提高院校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而助力教育事业实现内涵式发展。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生的自我塑造并不是孤立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世界仍然很重要。”^[17]一方面，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帮助本国学生参与国际合作交流。依托海外交换、国际实习、联合博士培养及文化交流项目，学生不仅可以体验国外生活方式和教育体系，跳出原有的文化框架，提升自我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能通过熟悉国际规则和前沿知识，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成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有助于将国外优秀资源引入国内，促进“在地国际化”建设。国际化课程教学的推行和国际学生、海外专家学者的加入，有助于学生对接国际学术前沿，拓宽国际视野，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此外，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还可为多元文化交融搭建平台，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底蕴，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夯实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和全球责任意识的价值观。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促进教师学术国际化。教师是教育国际化实践的关键主体，一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参与的国际合著越广泛，在国际学术流动越活跃，其影响力也越大。^[18]教师通过国际科研合作和联合发表、担任国际期刊编委、参与国际学术组织，能够更全面理解国际研究前沿领域的关键问题与研究趋势，深度参与国际知识生产体系，扩大科研成果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能够促进教师素养提升。在海外培训、短期交流、国际学术会议、海外访学等跨文化学术交流合作中，教师不仅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借鉴各国在课程、评价、治理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也能反思并优化自身教学实践，还可拓宽国际学术视野，增强科研创新能力。

　　当前，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正在不断服务教育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全球参与、制度供给、区域布局、院校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　　（一）国际层面：国际格局重构与不确定性风险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逆全球化思潮与大国战略竞争交织，数字技术革命对教育形态不断重塑；教育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元，其赖以发展的多边合作和互信基础正遭遇严峻挑战。　　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教育治理结构失衡加剧了全球教育合作的不稳定性。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为特征的思潮日益抬头，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教育、科技、人才流动不断被纳入国家安全与制度竞争的框架，教育合作政治化趋势明显上升。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正从强调“开放合作”转向“选择性关闭”和保护主义，把科研合作更紧密地纳入安全与制度竞争之中^[19]，科研合作门槛持续抬升，加剧了全球教育与科技合作体系的不确定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政策场域中扮演着议程设置和规范建构的“中心行动者”角色^[20]，且知识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由发达国家价值主导的取向，进而在全球教育治理网络中形成“核心—边缘”的权力结构^[21]，这种结构性失衡与逆全球化思潮的叠加，进一步扩大了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教育对外开放不再是单纯的合作议题，而是关乎国家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重要领域。　　全球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失衡与数字鸿沟正在持续扩大全球教育不平等。从全球范围来看，高质量教育机会和资源在国家、地区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仍分布不均。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面临资源短缺、师资薄弱等困境。当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在线教育、虚拟交换、全球远程课程等新型跨境教育形态快速涌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教育公共产品的空间供给，也暴露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平台治理失范、质量标准缺失、数据安全风险突出等新问题。低收入国家和资源相对薄弱地区难以有效接入全球数字教育网络，处于国际合作交流网络的“弱连接”位置，全球教育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现有国际规则尚未就跨境在线教育的质量保障、学分互认、数据跨境流动、隐私保护等形成统一而有效的治理框架，由此而导致新型教育合作形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伴生“质量不稳、风险难控”的隐忧。当前全球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够充足，鉴于此，我国亟须通过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高在全球教育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平规则建设方面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二）国家层面：规则衔接不畅与安全边界隐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跨国知识的交流与互通，还有利于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然而，合作标准互认难、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弱等问题，暴露了规则衔接不畅、安全边界隐忧等现实困难。　　制度体系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仍存在短板。近年来，我国在中外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主动参与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签署和批准了《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22]但在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学位与学分互认、教育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等关键领域，国内规制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仍需进一步磨合与对接，如双方院校的课程学分认定标准和程序存在差异，导致学生交流后学分转换不畅，这种衔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高水平合作项目的稳定发展。　　开放发展与教育安全统筹依旧存在一定难度。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人才安全、科技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扩大师生国际流动、深化学术合作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不容忽视；在鼓励国际科技合作、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也存在技术泄露等安全风险。如何在保持开放定力的同时科学设置“安全边界”，构建既有效开放又可控可管的制度体系，已成为国家层面的一个难题。　　（三）区域层面：空间发展不均与开放能力差异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但在发展均衡性和特色化建设方面仍面临挑战。由于在资源累积、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院校对外开放的推进路径、实施成效也不尽相同，这对教育公平和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达地区开放特色还不够鲜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依托雄厚的经济基础、密集的高水平院校和良好的国际合作交流环境，在中外合作办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形成了显著集聚效应，但也存在发展目标和行动策略趋同、缺乏个性和特色等问题。^[23]如何构建特色鲜明的“城市品牌”，还需进一步探索。　　中西部地区、县域地区及其他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开放能力相对受限。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弱势，普遍存在留学生吸引力不足、教师出国机会较少、合作办学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24]除了区域失衡，教育对外开放的不均衡还体现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之间：研究型大学和“双一流”高校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中具有明显优势，地方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在国际合作项目数量、合作层级、参与深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其开放更多停留在短期访学、短期交流等初级阶段。区域与院校间对外开放能力的差异，致使教育对外开放的收益在空间和群体间分配不均，不利于教育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内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　　（四）院校层面：主体适应压力与办学能力鸿沟　　教育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既依赖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与资源配置，更离不开微观层面核心主体的素养支撑与治理能力提升。然而，治理主体国际化素养不足、师生国际化发展质量不高，直接影响着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战略价值的实现。　　学校治理层的国际化素养有待提升。学校管理者和中层干部的国际化治理能力，是决定教育对外开放质量的重要因素。部分学校治理层的国际化素养和执行能力仍存在不足，教育对外开放中存在“重项目、轻内涵”的倾向，满足于合作项目、交流人数的“数字增长”。部分院校对风险防控、质量保障、安全底线等问题关注不足，缺乏对国际合作中的学术、法律、意识形态等复杂风险的全面评估。此外，对外开放未能与院校学科特色发展形成深度协同。如何将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从“事务管理”提升到“战略治理”层面，是院校亟须解决的问题。　　师生国际化存在结构性失衡。在“走出去”方面，教师参与高水平国际合作交流不仅受时间或精力的限制，而且面临学科知识、外语能力和国际规则整合能力不足的挑战；就学生群体而言，境外交流、联合培养、国际课程学习等机会总体增多，但深度参与高水平开放项目的学生数量占比较低，学生国际化发展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引进来”方面，院校存在外籍教师比例较低、国际生源相对单一、跨文化交流不足等问题。^[25]许多院校的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校园内难以形成充分多元的文化图景；同时，留学生群体容易形成“抱团”现象，国内外学生缺乏实质性互动与学术对话，难以真正培育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和校园文化。而国际化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为关键领域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供给不足，以及适应数字教育变革的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2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从“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方面促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面对现实挑战，须加强国际、国家、地区和院校层面的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完善的教育开放体系，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一）国际层面：深度参与全球多边合作与教育治理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载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需立足自身发展实践、彰显大国责任担当，通过深度融入全球教育合作网络、强化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实现“价值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必然选择，我国依托教育互联互通机制，既能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也能为全球教育事业进步贡献力量。在全球教育治理制度建设层面，需主动拓展合作维度，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东盟、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的合作，在教育公平、数字教育、绿色发展、终身学习等全球性议题中提出倡议和方案，主动参与国际议程、规则、标准的制定。我国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智慧的国际共享，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在人文交流方面，可推动各地区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活动，增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还可积极主办国际教育会议、建设国际研究网络，不断提升在全球学术治理中的影响力。此外，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以沿线国家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诉求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领域的协作，共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学院和职教中心，最终实现教育协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教育中心新形态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生产—输出”范式，转向“共生—共创—共治”的复合型定位。^[27]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一是牵头建设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发行开放获取的数字教育学术期刊，促进知识在不同国家与群体之间的流动与共享，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教育生态。二是搭建全球教育资源开发者协作平台，形成开放共享、持续迭代的优质数字资源供给生态，实现教育资源全球化、普惠化，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的学习需求，在推动全球数字教育向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中国担当、中国力量。^[28]三是探索兼顾平等互利、包容普惠的新型教育合作范式，致力于推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共同价值理念，从而稳步提升我国在国际教育格局中的影响力。　　（二）国家层面：健全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体系与风险治理机制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型的新阶段，这一转型既要求有效对接国际教育规则，也需构建彰显国家教育主权、文化特征与制度优势的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格局。面对全球治理格局调整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双重挑战，亟须通过制度化建设明确开放边界、规范合作流程，同时以精准化风险治理抵御潜在风险，为教育对外开放的可持续推进提供坚实的支撑。　　完善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体系。我国需加快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教育开放相关法律与政策体系，重点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来华留学生培养、跨境师资流动、学历和学位互认等领域制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清晰、可依循的制度框架。积极倡导构建开放、安全、公平的全球教育数字治理体系，大力推动我国教育治理模式、质量保障机制与制度范式的国际化，通过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健全开放与安全协同的国家风险治理机制。我国需不断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增强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在数字时代，我国应将数据治理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开放监管体系，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对跨境教育质量的全链条、动态化监管，在涉外合作项目准入、运行、退出等各个环节建立基于证据的监测、评估与预警机制。各部门须协同合作，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协同治理闭环。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专业、关键合作对象，需实行分层分级的“清单管理”，明确质量底线和安全红线，从而推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在可视、可控、可评估的轨道上稳步前行，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牢牢守住国家利益与教育主权的底线。　　（三）地区层面：建设区域教育开放高地与协同网络　　区域梯度差异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发展特征，而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推动开放效能全域提升，既是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对外开放向更高质量迈进的核心任务。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需立足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与战略定位，实施精准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除了依托成熟地区的先发优势打造开放高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之外，还可通过资源赋能与内生培育，助力欠发达地区补齐短板。　　优势地区积极打造教育对外开放高地与枢纽节点。教育对外开放发展较好地区的地方政府应积极打造具有辐射带动功能的区域教育中心，更好地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重大国家战略。地方政府应以区域教育国际化基础、发展定位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富有特色和创新的实施方案，构建以“质量优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同时，通过制定地方教育国际化总体规划，引导高校明晰学科和专业建设方向，主动融入地方科技发展和产业调整，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29]此外，地区需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和跨产业知识融合，推动科技合作创新。对外开放创新试验区、共建国际学院海外分校等载体，可作为将教育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开放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平台，以此有效增强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教育、经济、文化的均衡发展。优势地区可在此基础上率先探索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实践范例，为打造教育对外开放高地与枢纽节点提供先行经验。　　中西部地区、县域地区及其他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需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在于构建“外部赋能”与“内生发展”相结合的新型支持体系。首先，以“合作共同体”模式促进开放资源共享。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形成“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组团式合作，如以联合申报国际合作项目、共享海外合作伙伴等方式作为载体，实现开放资源跨地区有序流动。其次，以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区域应建设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可利用在线课程、在线交流平台等形式，推动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地区接入高质量国际课程和参与合作活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普惠性教育资源供给。此外，以地方特色资源激发内生开放动力。地方政府应推动教育、科技、产业资源深度融合，适当增加专项资金投入，因地制宜推进与周边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例如，可探索建设“国门学校”等新型交流模式，发挥本土特色，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发展的开放新生态。　　（四）院校层面：推进院校内涵式国际化与主体能力建设　　院校是教育对外开放的微观治理核心与实践主体，其国际化建设能够彰显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实际效能。师生作为国际化实践的核心参与者与直接受益者，其国际化素养与发展质量，既是院校开放水平的重要表征，也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支撑。因此，院校要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谋划”，制定服务自身长远发展的系统性国际化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师生国际化培育体系。　　院校应立足自身的办学定位、学科结构和区域功能，明确国际化愿景，实现从单一项目驱动转向以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发展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院校可采取建设标志性“联合学院”或“全球校区”、支持建设STEM教育研究所等举措，推动教育内容、合作机制、知识链条的重构；也可通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国际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增强内部治理中的规则意识和风险意识，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国际化工作机制，使国际化成为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还需加强与国际一流院校的深度合作，开辟数字化新赛道，推进国家级数字教育平台与远程协作平台建设。　　在教师国际化发展方面，院校应建立“双向”发展通道，支持国内教师赴国外研修，同时引进国外高水平专家。为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院校可依托访问学者、海外研究、学术研讨等方式，支持教师赴海外交流，提高教师跨文化交际和教学科研能力，还可建立“国际合作实验室”，整合多方资源，引进国外高水平专家，汇聚创新思想，提升教师科研能力。通过创建“国际学术共同体”和举办全球性学术论坛，推动教师联合发表学术成果与国际科研协作，支持教师更深融入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提升中国学术全球治理话语权。　　在学生国际化发展方面，院校应积极搭建高水平教育合作平台，构建国际开放的校园氛围，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习机会。通过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及机构建立多元合作渠道，如实习、交换生、联合培养、竞赛活动等，学生得以接触国外先进教学科研体系，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实践创新能力。依托数字平台持续丰富国际课程资源、推动与海外知名高校共建课程、开展数字学历互认试点等措施，不仅有助于学生国际胜任力的培养，而且能够推进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模式的创新。在人才聚集方面，可从提高教学质量、构建开放校园文化、优化服务流程等方面着力，不断增强我国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持续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同时，可创设人才合作开放基地，鼓励留学人才以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创新创业等多种方式为国服务，促进留学回国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