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如果教育退化为流水线上的“标准件生产”，学生的好奇心便在题海中逐渐消磨。这场静默的教育危机正在侵蚀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思维的活力与生命的独特性。　　（一）从工具理性到生命觉醒的范式转换　　当前教育体系正陷入系统性困境：理论上承认“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践中却用题海战术扼杀探索欲望；宣称“唤醒内在潜能”，却以排名、竞赛构建零和博弈的生存场域。这种集体性常识遗忘，导致学校可能成为焦虑的源头，家庭变成第二战场，青少年在过早竞争中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孩子们在机械训练中失去探索的欲望，在标准答案的禁锢下丧失质疑的勇气，最终成长为“高分低能”的矛盾体。　　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回归价值原点，将培养完整的人作为终极目标^[1]。这要求教育者突破“筛选—淘汰”的思维定式，转而关注每个学生的独特性；要求评价体系突破分数桎梏，构建包含认知能力、社会情感、创新实践的多维坐标；要求课程内容突破学科壁垒，在真实情境中培育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当教育真正成为生命成长的滋养，而非焦虑生产的流水线，学生才能重获探索世界的勇气。　　（二）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思维培养　　传统教育将知识积累作为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知识背后的思维脉络；将技能训练作为主要手段，却割裂了技能与情感、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核心素养的提出^[2]，正是要打破这种碎片化培养模式，构建“知识—能力—品格”三位一体的育人框架。　　思维品质的培养是核心突破口。思辨性思维教会学生质疑表象、探究本质；创造性思维激发学生突破常规、开拓新域；成长性思维帮助学生将挑战视为机遇、将失败转化为动力。这些思维品质不是孤立存在的技能，而是贯穿学习全过程的认知方式。当语文课堂不再追求标准答案，而是鼓励学生多角度解读文本；当数学练习不再重复机械运算，而是引导学生发现数字背后的实践规律；当科学实验不再验证已知结论，而是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的能力——教育便真正实现了从“知识传递”到“思维启迪”的跨越。　　（三）技术融合与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塑　　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打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虚拟实验室让抽象概念具象化，AI助教系统实现个性化学习支持。但技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工具更新，而在于其创造的生态变革——当教育资源突破地域限制，城乡差距得以弥合；当学习方式突破时间约束，终身学习体系得以构建；当评价手段突破分数至上的结果导向，过程性成长得以彰显。　　教师角色的转型更为关键。教育者需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思维引导者，从课堂主导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这要求教师突破经验主义依赖，建立“观察—反思—改进”的循环机制；要求教师突破学科本位思维，培养跨学科整合能力；要求教师突破权威角色定位，构建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当教师自身成为终身学习者，教育便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理想状态。　　（四）构建终身成长的思维生态系统　　教育是培养具有成长型思维的终身学习者。在快速变革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远超教育周期，唯有具备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能适应未来挑战。这要求教育突破“为升学而教”的短视思维，建立“为生命赋能”的长远视野；要求家庭突破“成绩至上”的功利心态，营造“允许试错”的成长环境；要求社会突破“学历标签”的用人标准，构建“能力导向”的评价体系。　　成长型思维的培养需要系统性支持^[3]。在课程层面，应增加项目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比重，让学生在真实问题解决中锻炼思维；在评价层面，应建立过程性档案，记录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在文化层面，应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氛围，让学生敢于突破思维定式。当教育生态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指向思维发展，学生便能获得应对不确定未来的核心能力。　　教育改革要求我们突破传统思维的桎梏，重构教育生态，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成长的旅程中，既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敬畏，又拥有改变世界的勇气与能力。当教育真正成为思维激荡的场域、生命成长的摇篮，人类便获得了应对未来挑战的不竭动力。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第三十一条明确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任务，这一部署直指我国教育发展的深层矛盾，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了关键抓手，从政绩观重塑、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人才评价创新、信息技术赋能等多个维度，系统规划了评价改革的政策导向与实践路径^[4]。　　（一）政绩观转型：破除“分数至上”的制度藩篱　　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中，学校甚至地方政府将升学率作为核心政绩指标，导致“唯分数”“唯升学”现象长期存在。这种功利化导向不仅加剧了区域教育失衡，更导致学生全面发展诉求被严重忽视。《纲要》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其本质是通过制度重构实现三个转变：考核指标从单一成绩转向综合素养，监督问责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监管，资源配置从重点倾斜转向均衡发展。这种转型要求地方政府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设施动态调配机制，优化学位供给与学龄人口的匹配度，推动义务教育真正回归公益属性。　　（二）考试招生改革：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中考改革：从“筛选”到“赋能”。中考改革的核心在于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构建“素养导向”的评价体系^[5]。这要求考试内容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型，增加跨学科综合实践题占比，强化开放性试题设计。招生机制创新则体现在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的持续提升，以及均衡派位制度的试点推广。综合素质评价的衔接机制成为关键，通过建立学生成长电子档案，系统记录劳动实践、科技创新等关键能力发展轨迹，推动评价从结果性向过程性延伸。　　高考改革：聚焦核心素养。高考综合改革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考查体系。在考查内容上，强化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的权重，数学科增加数学建模等现实问题解决能力考查，语文科设置整本书阅读专项，历史科强化史料实证能力测试。在命题方式上，物理、化学等科目采用情境化命题，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研究生选拔：分类精准评价。针对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不同培养目标，研究生选拔需建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学术学位评价突出科研创新潜力，将学术论文代表作、科研计划书等纳入推免生选拔标准；专业学位评价强化实践能力考核，增设商业案例实战分析等环节。这种分类评价机制有效避免了“一刀切”的选拔标准，为不同类型人才培养提供精准导向。　　（三）人才评价创新：破除“唯帽子”顽疾　　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直指“唯论文、唯帽子”等积弊，构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四维导向的评价体系。在标志性成果认定方面，建立“代表作+同行评议”制度，将重大科研突破、技术成果转化等纳入职称评聘标准。分类评价体系区分教学型、科研型、社会服务型岗位，设立“教学卓越教授”等专项岗位，打通多元化发展通道。　　（四）技术赋能：打造智慧评价新生态　　信息技术正在重塑教育评价范式。智能监测系统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数字化平台实现考点实时巡查，人工智能作弊识别准确率显著提升。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云平台，采集过程性数据并生成个性化发展报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学位证书存证，确保学术成果真实可追溯。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提高了评价效率，更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构建起客观、公正、透明的智慧评价生态。　　（五）民办教育治理：规范与激励并重　　《纲要》强调“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通过分类管理制度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前者享受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后者在优惠政策和相关补贴后，需严格遵守非营利属性。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年度检查制度，对师资配备、收费标准等核心指标实施动态监管。特色发展路径支持民办学校在职业教育、国际教育等领域形成比较优势，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提升办学质量^[6]。　　教育评价改革绝非简单的技术调整，而是教育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当政绩观从“数据崇拜”转向“育人本位”，当考试招生从“知识筛选”转向“能力培育”，当人才评价从“论文至上”转向“贡献导向”，中国教育正迈向以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这需要教育系统内外形成改革合力，更需要全社会建立理性教育观，共同营造“不唯分数论英雄”的良好生态。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的背景下，《纲要》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的战略部署，旨在通过系统性改革破解人才供需错位、结构性短缺等难题，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完善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构建科学决策的“风向标”　　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是适配机制的基础，通过“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实现对人才流动的精准把控。　　一是多维度数据采集：整合人才总量、年龄结构、专业分布等指标，覆盖政府统计、企业调研、市场招聘等多方数据源，形成实时数据基础。　　二是智能化预警模型：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挖掘供需规律，划分紧缺人才目录与风险等级。通过需求增长率与供给滞后周期分析，提前预警人才缺口。　　三是常态化响应机制：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针对预警结果制定差异化策略。对人才流失严重的领域，通过内部培养激励、外部专家引进等措施稳定队伍；对新兴产业人才短缺，启动“订单式培养”或专项引才计划。　　这一机制将人才规划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避免资源错配。　　（二）探索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打造资源整合的“中枢脑”　　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资源—技术处理—对接服务”三层架构，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一是数据资源层：整合人才基本信息、企业岗位需求、职业教育专业等数据库，覆盖政府、企业、院校等多方数据，形成动态人才资源库。　　二是技术处理层：运用大数据采集、清洗、分析与可视化技术，挖掘数据价值。例如，通过语义分析技术匹配企业需求与高校专业，或通过趋势预测模型预判未来人才需求量。　　三是对接服务层：提供供需匹配、分析、调节、管理四项服务。平台可根据企业需求推荐毕业生，同时为高校调整专业设置提供决策依据；通过分析人才流动规律，优化区域人才配置。　　大数据平台将“被动响应”转化为“主动调控”，提升人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三）加强分行业分领域需求分析：绘制精准施策的“作战图”　　分行业分领域需求分析是适配机制的细化抓手，通过把握不同产业的差异化需求，为人才培养提供针对性指导。　　一是高端技术人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对专家级人才需求激增，要求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并强化校企合作项目，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是复合型人才：跨界融合趋势下，生物医药产业需要“医工交叉”人才，金融科技领域需要“金融+IT”人才，推动课程跨界建设。　　三是国际化人才：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跨文化沟通、全球视野成为核心竞争力。高校需加强外语教学和国际实习项目的实施，企业需通过海外培训提升员工国际化能力。　　（四）定期编制发布人才需求报告与目录：发布权威指引的“导航仪”　　人才需求报告与目录是连接供需双方的桥梁，其编制需遵循“科学性、动态性、实用性”原则。　　一是数据支撑：依托大数据平台、企业调研、统计局数据，分析行业趋势、岗位需求、技能要求等维度，形成前瞻性需求预测。　　二是分类发布：按产业、区域、层次编制目录，明确不同领域对人才类型、数量、质量的具体要求。　　三是政策联动：目录发布需与教育规划、产业政策衔接。例如，若目录显示某地区新能源产业人才短缺，教育部门可增设相关专业，财政部门可提供专项补贴。　　（五）强化就业状况跟踪与动态调整：构建闭环管理的“反馈链”　　就业状况跟踪调查是检验适配机制成效的关键环节，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反馈—政策优化”形成闭环，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一是多主体参与：对毕业生、用人单位、实习基地、家长等开展长期跟踪，收集毕业生薪资、职业发展、用人单位满意度等数据，形成全面评价体系。　　二是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例如，若某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低，高校可缩减招生规模或改革课程体系。　　三是质量监测体系：建立就业质量指标（如初次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平均薪资），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倒逼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是我国迈向人才强国的必由之路。通过预测预警机制的“前瞻布局”、大数据平台的“资源整合”、分行业分析的“精准施策”、需求目录的“权威指引”以及就业跟踪的“闭环管理”，我国正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度融合的人才供给体系。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发展，更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核心优势。

　　《纲要》第三十三条聚焦“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从法律体系完善、学校治理优化、学术生态净化、督导机制强化、校园安全保障五大维度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这一部署既是对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精准回应，也是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支撑。　　（一）法律体系升级：从零散不全到法典化　　“健全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研究编纂教育法典”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教育法治建设进入“体系化整合”新阶段。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群^[7]，但存在条款分散、修订滞后、新兴领域覆盖不足等问题。编纂教育法典将通过系统性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填补人工智能教育、在线教育监管、终身学习权益保障等新兴领域的法律空白，形成“基础性法律+单行法+配套规章”的立体化法律网络。　　（二）学校治理现代化：从行政主导到章程引领　　“完善学校管理体系，健全学校章程实施保障机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在于破解“相关部门管得过多”与“学校活力不足”的矛盾。当前，部分学校章程存在悬浮现象，根源在于章程制定与实施脱节。因此，应建立“章程为核心、制度为支撑、民主参与为保障”的现代学校制度，可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重大决策、学生代表参与学校事务等机制，将章程从静态文本转化为动态治理工具。同时，落实办学自主权需配套“负面清单管理”，明确政府在招生、课程、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监管边界，赋予高校在学科设置、职称评审、国际合作中的自主权。　　（三）学术生态净化：从事后惩戒到全链条治理　　“坚决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及学术腐败，完善师生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教育培训机制”直指学术造假、论文买卖等顽疾。当前治理多依赖“事后查处”，而《纲要》强调“预防—教育—惩戒”全链条管控。在预防层面，要求高校建立科研数据原始记录追溯系统，对实验数据、调研问卷实行“终身留档”；在教育层面，将科研诚信纳入研究生培养必修课，开发“学术规范VR模拟系统”，通过虚拟场景训练规避抄袭、篡改数据等行为；在惩戒层面，推行“学术黑名单”跨机构共享机制，对造假者实施职称晋升限制、项目申报禁入等联合惩戒。　　（四）督导体系重构：从单一检查到智能监测　　“完善督政、督学、评估监测教育督导体系，健全国家、省、市、县教育督导机构”旨在破解督导“重形式轻实效”问题。传统督导以“听汇报、查资料”为主，而《纲要》推动建立“大数据+实地核查”的立体化督导模式。在国家层面，建设全国教育督导信息平台，实时采集各地生均经费、师生比、设备达标率等数据，自动生成区域教育健康度报告；在地方层面，推行“督导责任区制度”，将每所学校纳入固定督导组管辖范围，实现常态化跟踪。　　（五）校园安全防护：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　　“构建校园智能化安防体系，完善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机制”体现“科技赋能安全”理念。传统安防依赖人工巡查，而《纲要》要求部署AI行为分析系统，通过摄像头识别异常聚集、肢体冲突等风险信号，实现快速处理处置。在欺凌防治方面，建立“学生—教师—家长—心理医生”四级干预网络，开发“校园安全情绪监测软件”，实时采集学生心率、血压等生理数据，结合行为轨迹分析，对潜在欺凌者启动心理疏导。同时，完善“校方责任险+社会救助基金”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校园安全互助基金”，由政府、学校、保险公司按比例出资，覆盖学生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减轻学校后顾之忧。　　《纲要》第三十三条的部署，本质是通过法治化、制度化、智能化手段，构建“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办学、社会依法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从法典编纂到章程实施，从学术诚信到校园安全，每一项改革均指向“法治守护教育公平”的核心目标。当法律成为教育发展的“压舱石”，当智能技术成为治理创新的“助推器”，我国教育必将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资源集聚迈向生态优化，最终实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庄严承诺。

　　《纲要》第三十四条聚焦“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从财政保障、制度创新、社会协同、绩效监管四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投入的顶层设计框架。这一部署直指我国教育投入的结构性矛盾，为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战略价值不仅体现在资金保障层面，更在于通过制度重构推动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财政投入刚性约束：构建“双增长+4%”保障体系　　《纲要》明确提出“两个只增不减”和“4%占比”的刚性要求，形成财政教育投入的“三重保险”。总量保障机制要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递增，通过立法形式固化教育优先发展的财政地位，确保教育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生均保障机制强调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支出同步增长，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防止因学生规模波动导致教育质量下滑。GDP占比机制要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持续高于4%，这一指标不仅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通过国际比较确立中国教育投入的合理区间。三重机制相互支撑，既保证教育投入的绝对规模，又兼顾人均享有水平，更通过与国民经济的挂钩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创新：构建精准化投入管理体系　　预算拨款制度改革通过分类管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央高校改革整合专项资金，建立“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双轨制，突出战略导向和绩效导向，将资金向“学科”建设等重点领域倾斜。地方高校优化拨款标准，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成本差异实施差异化拨款，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学生资助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奖助学金扩容、助学体系完善，构建覆盖全学段的资助网络，既保障经济困难学生入学机会，又通过梯度资助激励学生全面发展。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合理界定政府、学校、学生三方责任，通过学费动态调整和财政补贴平衡，既保证教育公益属性，又激发教育发展活力。　　（三）社会协同：构建多元化投入支持体系　　协同育人机制创新通过政策引导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教育。产教融合基金以企业投入为主体，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配比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支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社会捐赠激励政策通过税收减免、荣誉表彰等措施，引导企业、个人和基金会参与教育捐赠，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元投入格局。民办教育扶持政策通过差异化支持，引导民办教育向非营利性、特色化方向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这种协同机制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更通过市场机制引入竞争元素，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四）绩效监管：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经费统计体系升级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动态监测。国家教育经费统计系统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数据采集项广泛，实时监控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为教育决策提供数据支撑。绩效评价改革建立“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维模型，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分配挂钩，倒逼学校优化支出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支出结构优化通过人员经费保障和条件改善投入的双重调整，既稳定教师队伍，又改善办学条件，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监管体系完善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和违规惩戒机制，强化经费使用合规性，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五）战略意义与实施路径　　这一投入机制的创新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突破：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通过绩效拨款引导学校聚焦内涵式发展；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的转变，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投入的新格局；从结果管理到过程治理的升级，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教育经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过程中需把握动态调整、区域协调、数字赋能三个关键：建立与GDP增长、物价指数联动的拨款标准调整公式，确保投入与需求匹配；通过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推广“教育经费大脑”系统，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　　经费投入机制的健全不仅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通过制度创新重构了教育治理体系。当财政投入的“压舱石”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活力源”作用形成合力，中国教育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纲要》第三十五条提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这一部署立足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通过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教育”的良性循环，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8]。其战略价值不仅在于破解三大领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更在于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质变跃升，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机制创新：跨部门协同与科教融合的双重突破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政策、项目、资源的系统整合。通过建立教育、科技、人社等主管部门的常态化会商机制，形成政策制定、项目实施、资源配置的协同决策体系。这种协同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战略对接，更渗透于微观层面的执行环节。例如，在重大科技项目立项中，教育部门可提前介入人才需求预测，科技部门统筹资源投入方向，人社部门配套人才评价标准，形成“需求—供给—评价”的闭环管理。与此同时，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的完善成为关键抓手，通过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案例，将产业需求转化为培养方案，实现“科研反哺教学、教学支撑科研”的双向赋能。　　（二）战略对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创新的双向驱动　　机制构建的核心目标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过教育布局与科技创新中心的深度对接，形成“中心引领、区域联动”的创新格局。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层面，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支点通过高校学科调整、科研平台共建、人才政策互通，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在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层面，机制强调教育资源配置与地方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通过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科研方向、完善人才政策，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这种双向驱动不仅强化了教育对科技的战略支撑，更通过科技需求的反向牵引，倒逼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持续革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三）效能提升：从资源投入到价值创造的范式转型　　机制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质变。教育对科技的支撑作用体现在基础学科能力的强化上，通过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贯通培养体系，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这种支撑不仅表现为人才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提升，更体现在科研方向的引领作用——高校通过前沿学科布局，为科技攻关提供理论储备与方法创新。与此同时，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的构建成为关键，通过打通“教育—就业—创业”通道，形成“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产教融合模式，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四）实践路径：评价改革与金融支持的协同发力　　机制落地的关键在于配套政策的系统性改革。评价机制改革方面，需突破传统以论文、项目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建立与有组织科研模式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将承担国家重大任务、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指标纳入高校绩效考核，引导科研人员从“论文导向”转向“问题导向”。金融支持创新方面，需完善多元投入机制，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这种政策组合既降低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风险，又激发了市场主体投入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投入格局。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的构建，标志着我国教育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引领”的战略转型。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持续攀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著提高，印证了机制创新的实效。这一机制的持续深化将推动我国形成“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产业强”的良性循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位置。

　　“十五五” 时期，教育综合改革将步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的新阶段^[9]。这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教育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核心地位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举措。　　系统性改革构建起全链条发展框架，以教育内容跨学科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实施、多元化评价体系完善为核心，通过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打破部门壁垒，破解传统教育局限，推动教育从 “应试导向” 向 “素养导向” 稳步转型；整体性改革突破 “就教育论教育” 的认知边界，将教育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大系统，通过健全人口适配型资源配置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强化文化育人功能、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内外生态联动，助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协同性改革凝聚起多元主体合力，政府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学校激发内生创新活力，社会力量积极补充参与，再加上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赋能，形成了“政策引导—主体行动—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　　“十五五”时期的教育综合改革，需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全链条改革框架，以整体性视角统筹教育内外生态，以协同性机制凝聚多元主体合力，通过更新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机制、优化管理模式，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