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中小学生的身体困境及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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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敏,孟玥彬,董婷.数智时代中小学生的身体困境及突围[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31(12):96-106.
数智时代中小学生的身体困境及突围
课程教学与学生发展
数智时代中小学生的身体困境及突围
彭 敏 孟玥彬 董 婷
摘 要:数智技术在重塑教育系统的同时,亦使学生身体陷入多重困境。自“身心二元论”被解构以来,数智技术拓展了身体具身体验的边界,但也伴随着教育离身化的潜在风险。基于身体哲学与具身认知理论,研究者剖析了数智时代中小学生身体在教育场域中的一些异化表征:一是教育场域中虚拟和物理空间失衡所致的中小学生具身性缺失;二是教育加速下的时间规训引发学生身体过载;三是算法秩序中的技术僭越导致学生主体消解。为突破上述困境,亟需重构“物理—虚拟—社会”三重具身导向下的教育空间,恢复中小学生在教育场域的具身性,尊重身体生长的生命节律,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人机协同共生秩序,实现数智时代中小学生身体困境的突围,重构身体在教育中的本体论意义,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身体困境;数智时代;身体哲学;具身;中小学生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5)12-0096-11作者简介:彭敏,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成都610068);孟玥彬、董婷,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8)
  区块链、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正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人类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高度融合的时代,即数智时代。数智技术亦成为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包括“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主动适应学习方式变革”[1]。这一政策导向既凸显技术赋能的必要性,亦暗含“身体在场性”消解的潜在风险——虚拟界面解构物理空间的具身交互,算法调控取代身体经验的生成过程,技术工具理性弱化教育中的学生本位。  身体是联结数智技术和传统教育的基点,但身体的价值长期困囿于“规训对象”的认知窠臼,易给数智教育发展带来链式风险。因此,数智技术如何重构身体的存在论形态、数智时代身体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具身化实践实现身体解放,亟须进行系统性反思[2]。本研究将厘清数智时代身体研究范式的转变及其意蕴,旨在识别中小学生身体在教育场域中存在困境的现实表征,基于困境寻找破局之法,并提出打破中小学生身体困境的突围路径。
一、身体研究的范式转型

  厘清身体研究范式转变是正确认识数智教育背景下中小学生身体境遇的必要前提。身体是人类开展活动的主体性存在基础,既可能受到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制约,又可能成为积极体验的生成场域。在数字化浪潮中,身体正经历着本体论重构,既作为个体存在的生物基质,又演变为连接他者的交互界面,其双重属性在现代性语境下呈现出新的张力。  (一)身心二元论的消解:身体认知的具身转向  西方古典哲学将研究焦点落在心智上。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灵魂统摄并高于肉体。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宣言,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古典哲学界身心对立和理性至上的观念,即身心二元论[3]。身体被贬斥为工具性的“思想载体”,导致传统教育长期漠视身体的认知价值[4]。  在教育教学中,学生的身体被体罚所规训,其身体参与认知建构的价值遭到否定。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揭示了身体在意识活动功能中的双重意向性,身体作为媒介参与了意义的构造,但其理论仍局限于先验意识框架。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学方法系统批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人无法将自己理解为脱离身体的主体,身体不止于物质的“肉身”,身体是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并非客体,而是“存在的本体论枢纽”,通过强调“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性化”打破了身心二元论的束缚,逆转了身体缺席在场的哲学地位,主张“身体是主客体的交织”。  人作为一种具身性的存在,其感觉、认知与行事能力均以身体为根基。身体可区分出三种特性: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生理性更加强调肉身的运动系统;心理性则强调知觉,可探索外部环境的意义并行动;社会性主要是指身份,与社会地位、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相联系,是自己和他者的关系。[5]身体的生理性与心理性构成莫里斯·梅洛-庞蒂“身体主体”的基础,社会性则呼应其后期交织理论中自我与他者的动态关系。  (二)技术具身:数智技术对身体存在形态的重构  当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声逐渐被数智时代的比特流取代,身体的存在形态也必然发生根本性转变。工业时代的身体呈现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tt)所揭示的“规训化器物”的特征,其生存方式遵循“空间—时间”的制度化配置。而在信息时代,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的具身性,认知、身体和环境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6]。而数智技术正通过虚拟界面与数据化身体消解这种“在世存在”的根基,这种技术哲学转向或使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笔下的“赛博格”(Cyborg)隐喻获得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其所提出的“赛博格”,全称机械化有机体,又叫电子人,打破了生物体与机器、心智与身体、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数智技术既为身体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暗含规训升级的风险。未来的教育空间应在“离身”与“具身”的动态平衡中寻求具身性和延展性的辩证统一,“赛博格”身体在改变人类感知能力的同时,也重构了个体的意向性结构[7]。  智能可穿戴设备则创造了“超身体”的可能性。“超身体”具有超越自然的肉身感官、强化肉身知觉能力并在事实上替换肉身的含义,最终指向人机的混杂和嵌合[8]。如智能穿戴设备会依据时间提醒学生久坐,将生理数据转化为可视化信息,身体感知数据化和身体经验客体化弱化了人们用身体感受判断健康的能力,甚至由身体产生的数据来控制身体,颠覆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上手状态”。VR技术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宇宙、迈步太空,在数字技术中介下丰富身体的感知,扩展具身经验。  数智技术虽然标榜赋能教育,但也存在将学生身体从“在世存在”退化为可量化、可操纵的数据实体的威胁,这实质上是对莫里斯·梅洛-庞蒂“身体主体”的背离。学生同移动终端所形成的“数字孪生”重新定义了自我。当人脑和电脑链接时,记忆存储从大脑向云端迁移成为现实,而人类主体性的根基则需要重新诠释。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学习失去了身体实践过程,动摇了杜威“做中学”的教育哲学根基。  (三)规训与解放:教育实践中身体的工具化博弈  教育场域中身体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米歇尔·福柯所揭示的规训机制与杜威提倡的经验建构形成微妙的博弈关系。一方面,身体被工具化,服务于标准化生产的工业化教育目标;另一方面,教学通过具身参与重塑认知,呼应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与杜威的经验哲学。传统教育者往往忽视了教育过程中身体的肉身蕴涵,认为学校教育只关乎认知与抽象知识。因此,在教导学生穿戴得体等日常礼仪时,他们也未能意识到这正是一种关乎身体规训的教育实践。在传统的教室中,座椅摆放行列整齐,学生行为统一服从铃声的安排,可见身体被塑造为驯顺的知识容器。  为扭转这种偏见,学校教育的核心应聚焦于有活力、会思考和会创造的身体而非受管理、被规训和听课的身体。杜威试图将身体从规训中解放出来,身体是经验的源始,儿童要靠身体的“做”来实现经验的丰富与改造。[9]他所提出的“做中学”,强调学生的直接经验,要求学生亲身体验知识背后的奥秘。身体感知和运动经验有助于促进学生抽象思维的发展,使学生的归纳推理、空间想象等认知能力在“做中学”中得以深化。  学生获得的各种经验来源于身体在环境中获得的体验,学习环境的创设也应该是基于抽象的知识传授和具体情境的平衡。陶行知提出“六大解放”理论,即解放头脑(破除成见)、双手(实践操作)、嘴(自由提问)、空间(接触自然社会)、时间(减少应试负担)、眼睛(观察能力),力图将自主权还给学生,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作用。身体哲学范式的转型,揭示了身体在教育中的本体论意义。然而,数智技术的介入以虚拟化和数字化重构身体的存在形态,学生的身体被数据重构为可监控、可优化的对象。这种技术身体若未能保持“具身在场”的属性,还可能引发诸多现实困境。

二、数智时代中小学生身体困境的现实表征
  数字技术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路和保证进步的途径,深度改变着现代教育生态,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10]教育,作为悠久的育人活动,在与数字技术交融的过程中一旦顾此失彼,就会滋生多种阻碍学生身体成长的不利因素。  (一)空间失衡:虚实场域中的具身性缺失  教室是学生在校学习、休息的主要空间,其中也有诸多规则约束着学生的身体。学生的身体常常无法自然嵌入学校的教育空间中,而学习却是机器般地不断重复,学生的肉身被围困在繁重的学业之中。标准化的教室设计使学生缺乏足够的空间进行活动,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空间治理术将教育场域异化为双重机器系统——既是知识生产的流水线,又是身体监控的装置,学生被迫以机械性的身体姿态进行知识输入,并根据学业表现被筛选或奖励。强势的现代教育如工厂的磨具一般打磨着学生,要求每个学生令行禁止,“奖励顺从的行为”[11],学生身体失去了言语的机会。  2022年,活力健康儿童全球联盟(Active Health Kids Global Alliance,AHKGA)对57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处在“C”等级[12],其中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参与率随着学段的增长而断崖式下跌,小学阶段为24.6%,至高中骤降至10.6%[13]。身体活动水平和抑郁焦虑水平呈明显负相关,[14]可见机械化学习活动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应试导向下教育功利性目标造成的结果是学生身体素质的间接忽视。教育部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肥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15],近视低龄化现象明显,脊柱侧弯人数逐年增加,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不容乐观。这种物理空间的规训在数字化教育中被进一步强化。云端学习虽突破物理边界,却制造了双重离身性困境,不仅衰减了学生可能的认知深度,还会削弱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而导致具身交互断裂。  教育元宇宙的虚拟界面解构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强调的“身体—世界”统一性。当物理空间的具身交互被数据化身体取代,学生始终以身体缺席的方式参与云端学习,无法与另一端真实的师生进行有温度的沟通交流,导致认知和情感的割裂。数字课堂中的“离身化”操作,如点击按钮替代实体实验,削弱了杜威“做中学”的实践效能,使学生的理解因身体经验缺席而浮于表象。尽管泛在学习突破了时空限制,但其碎片化特质将阻碍学生知识体系的建立,不仅可能会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也会使其缺乏深入探讨和批判性思维的机会。也有学者强调致力于建构具有临场性和沉浸感的在线教育环境来平衡身体与技术,但也需要对技术具身的工具属性保持清醒的认知,如果技术具身不能支持智力发展[16],那么学生只是停留在感知层次,于碎片体验和情绪漩涡中沉沦。当前在线学习情境中,学习者既不可能完全超越实体空间的物理隔阂,亦不可能完全融入虚拟数字场域,造成身体的双向缺席[17]。  此外,高度数字化的教育行为也将身体的感官体验窄化。教育活动是促进学生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高效途径。学生的身体作为教育体验的起点,通过多感官参与同大自然的互动,在直接经验中建构自我认知。算法推荐系统将学习路径过度简化为单向度的数据轨迹,剥夺了学生通过身体探索获取多元经验的机会,导致学生认知图式趋于扁平化,违背了杜威的“经验改造”原则。身体不应只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器,而应是主动的知觉主体。感觉经验是向理性思维进阶的基础。身体使学生可以感知外部世界,并可通过认识他人来定位自己,产生出与被观察对象一致的身体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情感深化和意义建构[18]。数智技术将教育活动压缩为数字符号与视觉界面,学生的多感官体验被简化为颈部以上的理性操作。身体因“离身化”而退隐为数智课堂中的冗余存在,其知觉能动性反被视为认知效率的阻碍。  (二)时间规训:教育加速中的身体过载  教育加速的本质是工业时代效率逻辑在技术赋能下的延续与强化,通过算法对学习节奏的精密控制,使学生的身体异化为“效率机器”,学习活动被精准支配,如定时定量的任务和预期达到的效果。任务定量化、进程同步化、效果可测化的活动与创造性学习任务相悖,舍弃了学生自由发挥的时间,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顿悟时刻”的生成空间被系统性挤压,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与认知倦怠。学生的时间似乎已经被重要且紧急的学习任务填满,作业量随着年级的升高不断增加,每一年、每一月都被视为学习的关键期,学生产生了主观体验上的时间焦虑感,甚至部分学生产生较强的厌学情绪。  教育者要明晰真正能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增长的活动是重要且不紧急的教育活动,要给予学生生命生长的时间。思考时间的压缩和实践过程的简化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技术依赖。一堂课上,学生只关注教师所提问题的答案,将知识外包给数据,不愿梳理知识的来龙去脉,成为认知深入的“旁观者”。以学生使用Deep Seek为例,“人—机对话”的交互是以学生即时需求为出发点,实现知识传递的及时性,却弱化了知识的系统性传授[19]。不同的是“人—人对话”中教师可采用苏格拉底法,即以学生的认知为基础,通过问题链对学生层层追问,充分发挥脚手架的作用,拓展学生学习的思维深度。  在竞争和筛选的教育逻辑下,教育生活中学生的学习时间成为被重点争夺的宝贵资源,课外活动与休息时间被系统性挤压与侵占,学习时间被密集化利用。[20]电子屏幕上教育内容以消息的形式在数字界面上瞬间来去,超过了大脑信息接收的阈值,学生的感知受限和思维深入受阻,只能被迫适应瞬间性力量,在多任务处理和频繁切换注意力的过程中,学生的专注力被迫中断,深度思考能力也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使用数字化工具也未能简化学生的学习任务。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数字技术对学生的信息搜集、甄别与筛选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搜寻适合自己的精品课程资料、过滤无用信息上,则加重了自身的认知负荷。当总负荷超过个体阈值时,易触发情绪耗竭与自我效能感崩塌。同时,经济资本的差异催生出教育资源的技术马太效应,表现为不同学生教育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能力差异,可能进一步引发学生对人工智能的盲目依赖,造成表达能力衰退与认知能力降级。而在被打破的信息屏障中,兴起了数智时代的绩优主义之风,学生易将同辈压力和家长的期待落差焦虑转化为自我规训,其学习效能反而被抑制。  数智教育中的算法推荐系统延续了福柯的规训逻辑,通过将学生行为转化为可量化数据,建构起“数据化身体”。在所剩无几的非学习时间中,短视频所形塑的数字时间体验重置了学生的时间感知,学生容易在巨大压力下非理性地选择“高愉悦度”的享乐活动来逃避由于“时间超载”所致的身心俱疲情况。在线学习中学生会优先考虑眼前的快乐,如短视频过度使用带来的即时刺激,而忽视其长期后果[21]。时间常被作为监测教育教学运作效率的尺度,被异化为工业化的线性时钟,迫使学生在机械化的时间规训中沦为效率工具,背离育人规律。教育活动需要避免各种信息和链接之间的频繁跳跃,避免加剧学生的焦虑感,催生疲于赶场的精神倦怠主体[22],防范学生身体被数据流驯化为“高效”却“失能”的存在。  (三)技术僭越:算法秩序中的主体消解  数字化拓展了学生身体的时空维度,但同时学生也面临着数据算法下“主体消解”的恐慌。“人的活动的发起和指向”是区分主客体的尺度,主体性是指人在活动中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23]数字智能技术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但在虚拟教学场域中,现实情境的人际交互被弱化,师生互动陷入机械化和形式化的窠臼,导致人际关系疏离。当学生被降格为数据包中的行为标签,其主体性也在技术的“善意”中悄然物化。这种物化不仅体现在社会关系中的人际疏离和角色伦理丧失,更渗透在认知层面的认知能力弱化和身份认同困境。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将学校空间延续和使学生身份泛化,催生了“学生通过书包将学校背回家中”的现象[24],进一步弱化了学生在家庭中的子女角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子女角色的伦理规范失去了角色依托,同时也减少了学生其他社会角色的体验机会。  生生互动沉溺于虚拟交往,学生盲目追赶此消彼长的网络热梗。中小学生作为数智时代原住民,其网络沉迷引人忧虑且经验累积的起点也陷入迷惘。碎片化的学习和消遣方式阻断了学生深度思考的机会,虚拟预设的环境弱化了学生对于周遭现实复杂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高频率的互联网使用,通过对特定的认知领域产生剧烈的持续性改变,影响了学生的注意力、记忆过程和社交能力[25]。短视频的即时反馈机制导致注意力碎片化问题,多任务处理则会削弱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该机制通过多模态刺激的即时反馈系统,不断消解个体维持持续性注意的能力。但教育者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因为学生在互联网上获取了新的身份表征,他们通过参与流行的网络游戏融入同伴的数字文化圈,扩大了学生身份的集合范畴。学生的身份认同起点仿佛走在了现实生活和虚拟交互的交汇点,但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性的确立本质上植根于实体社交网络中的关系实践,唯有通过具身化的社会互动,方可确立学生的主体性。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学生的数字化生存进程,对学生主体性产生强烈的冲击,使学生处于主体性发展困境中[26]。  主体性是决定学习者在数字世界学习成效的核心机制。[27]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数字技术的压迫和控制,数字技术和人的主体关系被打破,学生需要不断通过元认知来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监测和调节。从体验到经验再到反思的过程是学生体验情感变化和发挥意志努力的过程,亦是主体性的表现,是无法舍弃的学生思维深入和身体成长的过程,在手脑并用、身心一体中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我的个性必须有我作为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体验”[28],但数字技术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建构数据身体,本质上是算法对学生主体性的僭越,学生被迫表演算法期待的理想自我。为此,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数字技术个性化输出精准高效的教育评价的基础上,警惕其助长优绩主义的风险,如AI画像虽然可以直观地反映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变化,但单从学业分数和学习行为的单一观察视角无法看到真实的学生,也看不到学生行为背后的原因与意义。学生反而被要求以持续自我消耗来贴近算法设定的更高评定标准,学生的身体行为被嵌入在活动中,成为被关系“驱使”的对象,学生的主体性陷入被物化的风险中而不自知。
三、数智时代中小学生身体困境的突围路径

  为了打破学生身体的诸多困境,基础教育应以数智技术为刃,重拾对学生的身体关怀,响应“双减”政策,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导向重构教育场域,尊重学生的身体生长节奏,以建构新型人机和谐的教育关系来对抗学生在数字技术下被窄化、被围困的身体体验,以及学生主体性缺失的困境。  (一)场域重构:三重具身驱动的教育空间  在被数字技术重构的教育空间中,师生共同面对的数智时代信息爆炸现象,需以合适的方式切入教育教学,建构“物理—虚拟—社会”三重具身来重构学生的三维学习空间,恢复身体作为“知觉场”的整合功能。  第一重是物理具身,强调身体与物质环境的感知互动,是具身认知的生物学根基。教师需要鼓励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室,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系列身体体验,产生对大自然喜爱或敬畏的复杂情感与个性化认知,与其建立身体、情感和认知上的联系。[29]学生也可通过在大自然的身体运动来感知与认识世界[30]。以芬兰的自然教育为例,对低龄儿童开设环境教育课程,在自然中培养审美体验,通过直接经验获得对周边现象与知识的理解,并在行动和认知层面促进学生行为与道德发展,最终导向学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31]这种物理具身为塑造一个自由且健康、具有鲜活性和适应性的身体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二重为虚拟具身,在夯实物理具身的生物学根基后,虚拟具身通过技术中介,扩展身体的认知边界,虚拟空间将作为物理世界的镜像而存在。教育场域中,师生在和技术交互的过程中,力求达到“手上无剑而心中有剑”的状态,从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具身生活体验出发,利用“VR+生成式人工智能”模拟物理实验中的触觉反馈,如摩擦力和重力感知,促进抽象知识和具身经验的动态整合。也有研究者提出,多智能体教学系统可搭建虚拟课堂场景,推动学生成为学习体验的共同创造者,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32]数字教学环境通过同时调动学生的听觉、身体动觉等多种感官通道,并整合这些模态信息,使其指向同一核心概念,这种设计能有效深化学生的理解[33]。学生在虚拟空间中操纵代理角色,以角色为中介实现知识理解的代理具身化。在VR/MR技术搭建的虚拟教室中,学生可操作分子模型、探索历史场景,以完全虚拟“在场”的方式获得在场体验。  第三重为社会具身,指向协作情境中的集体认知。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为例[34],学校的教室可分区域设置具有灵活性的桌椅,组织个人或小型的研讨学习,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创造性,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感受到情感温度[35],师生在数字化教学互动中能加强情感交互。为鼓励学生在真实互动情境中灵活迁移和实践应用,社会具身下的教学设计应以物理具身和虚拟具身为手段,突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交互性实践活动,倡导学生集体之间的学习与合作。在评价向度上,不仅要重视社会具身下的集体认知,更要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表现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使用认知诊断技术不断为每个学生提供高效的学习路径,促进学习进阶。在三重具身中,所获得的真实身体体验,可帮助学生达到身体行为、情感与认知的交融,实现素养的整体性提升,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节律重塑:弹性时序管理下的生命关怀  尊重学生的生长节奏,给学生的时间留白,让时间回归生命内在。为避免过于精细化的管理对中小学生的强烈束缚感,学校弹性化安排学习时间,能让学生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与潜力。通过落实“双减”政策,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数智时代下,学生每一分每一秒都被设计着如何最大程度地学习知识,但过重的学业负担只会使学生变得精神萎靡。为学生减负需要不断落实作业分层设计,通过AI智能推送系统实现“基础—拓展—挑战”的弹性任务配置,保障学生得到最基础的发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线学习中,学生通过可穿戴设备的心电、皮肤电等生理数据可准确识别学生的注意力水平,并可视化呈现注意力水平,据此进行自适应在线学习。[36]例如,在将知识挑战与身体动作绑定的学习软件中,学生回答历史问题时需完成一组瑜伽动作,通过多巴胺分泌机制强化学习动机,学习方式亦将更加个性化。智能学习助手将所获得的学生行为表现即时纠偏,提升学习效率。学校配备智能可穿戴设备采集学生生理数据,并结合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成个性化学习节律来避免算法下的“一刀切”。学生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节奏,生生之间的节奏也会存在差异。此外,学校可以设立“无设备日”等制度性补偿,鼓励学生放下手机等各种移动终端走进大自然,恢复学生身体的自然感知力和生命的创造性张力。而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绵延,是“一堆因素的互相渗透、联系和共同组织”[37]。  教育的“速度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的时间体验[38],但教育是慢的艺术,个体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累。为尽力规避陷入时间困境的风险,学生需不断提升自己的时间管理素养,让身体生长劳逸结合。这期间,教师需赋予学生时间自主权[39],指导学生如何借助数智技术来不断提升对时间的管理和掌握能力,以及自我效能感,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时间的作用并不断优化教育时间管理,实现“盈科而后进”。学生在提升时间的管理素养中,亦是反求诸己的过程,学生需自主地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生活和学习进行自我反思,最终以数智技术为抓手,同外部世界不断交互促进自身发展。反思是学生将生命体验转化为个体经验的有效途径,也可防范学生过度依赖和沉迷数智技术带来的种种风险,如学生的感受和生命体验被数智技术遮蔽而导致生命出现亢奋性的不安与忙碌。  (三)主体性重建:人机协同教学中的共生秩序  避免学生在数智教育中主体消解的核心在于建立“技术为人服务”的共生秩序。这对教师所需要的专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能再用过去所学的知识教导现在的人去适应未来的生活,因此教师需要在熟练使用数智技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批判性地使用技术工具,解析算法偏见,打破推荐系统的信息茧房。教师需要更新数智时代学生的身体观,即身体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载体,在学习过程中应全方位投入,实现全身心的学习和知识的理解转化。  此外,数智时代下的数字技术应以“身体友好”为伦理前提,由高校牵头搭建“教师—AI助手—学生”的协作学习架构:教师聚焦具身交互中的情感引导与意义生成,AI助手依据学生的身体状态动态适配任务难度,技术系统则同步实现教育资源的场景化供给、评价体系的智能化升级与教育模式的个性化创新。  为防范协作中的角色冲突和技术集成不足限制实际应用的问题[40],需要在人机协同教学中建立明细化监管标准,以重塑教师角色,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需以育人为导向,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和评价中的助手作用为自身减负,在以身体为载体的互动中做到眼中有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41]培育学生主体性是实现教育内化的核心路径:教师应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立足学生的真实需求设计教学活动,通过对话式实践激活其批判性思维与自主行动力,使教育目标从外部规训转化为内在觉醒,进而系统性释放学生的个体潜能与社会价值。  教育的全过程亦是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学生不仅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更应是开展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通过自发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掌握话语权与反思等途径来实现主体性地位转变。在学习活动中,学生需要通过刻意练习提升合作交流中的身心参与度,来增进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也需要辩证性地看待技术,能识别人机交互中的身体异化信号,警惕技术眩晕背后的认知割裂,重塑技术环境中的身体主权意识。谨防“认知幻觉”,当学生无法准确表达自身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生成虚假信息和貌似正确的错误答案,影响学生的认知判断。学习活动与个体体验相联系,以兴趣为指引,帮助学生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完成自我教育。不可忽视的是教育数字化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虚拟、自由的教育空间,而数字技术在客观上延展了人的身体,却难以延伸人的情感与关怀。学生要始终坚持技术是“为我”的工具,而非解决教育问题与提升学习效果的现成方案,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为自己的成长负责。教师需要以数字技术为手段,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以期形成教师与学生“双主体”的师生共同体,生成一种平等性、交往性、互助性的发展关系[42]

四、结语

  数智时代不断革新着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模式,现代教育需以身体为出发点,重新认识学生。学生和教师需建立起理智的数字技术观:学生是应用数字技术能动的存在,在批判性地使用数字技术中,抵制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相契合的思想,在个体成长中获得充裕的精神生活。“具身性教育”不仅是技术适配问题,更是教育回归生命关怀的哲学命题。在实现数智时代学生身体困境的突围路径中,需归还学生被挤压的身体活动空间和时间,解除外部的规训,让学生拥有自然生长且自由表达的身体。教育即生活,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关注自己身体真实的体验,感受生命,以身体的显现、生命活力的绽放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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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dy Dilemma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Age ofDigital-Intelligent Era and Its Breakthrough Path

Min PENG,Yuebin MENG,Ting DONG(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Sichuan)

Abstract:Whil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re renewing the paradig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ey have also plunged students’ bodies into multiple predicaments. Sine the “Mind-Body Dualism” shifts from absent presence in education to embodiment,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expanded the boundaries of physical experiences, but it also means that the potential risks of educational disengagement have increased. Based on the body philosophy and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some alienation manifestations of the bod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dur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First, the lack of embodied cogni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ue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virtual and physical spaces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Second, the time regulation imposed by accelerated education leads to students’ physical overexertion; Third, the technical overreach within the algorithmic order leads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dilemma,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educational space under the triple embodiment of “physical-virtual-social” orientation, to restore the embodi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respect the life rhythm of students’ body growth, and construct a human-computer synergy centered on human beings so as to transcend the dilemma of students’ bodie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reconstruct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reconfiguring the body in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Physical dilemma; Digital-intelligent era; Body philosophy; Embodi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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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中小学生的身体困境及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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