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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怡,万昆.何以推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基于欧洲八所中小学数字教育案例的分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6,32(03):43-53.

伴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加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万物互联、人机智联的数智时代已经到来[1],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被重新定义,数字素养成为数字时代公民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的必然需求。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远景目标[2],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全民数字素养培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5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提出,“加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推动教学理念、方法和模式转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3]此外,《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课程体系改革,优化学科专业设置。”[4]《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则强调,“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5]这些政策文件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学生学习、教师发展、学校建设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以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的专家、学者也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本质、理论框架、实践路径、现实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6],但缺乏对该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层次系统梳理,对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探讨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学校对学生数字素养的培养存在重视度不足、碎片化、滞后化等问题[7]。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到底“转”什么?如何将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实到实践层面,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选取欧洲学校网(European Schoolnet)发布的八个国家(捷克、爱尔兰、葡萄牙、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瑞士、卢森堡)在数字教育实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案例,试图探究其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创新策略并总结逻辑思路。
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变革的核心议题[8],培养能适应数字化环境与发展、运用数字化技术、具备数字经济时代胜任力的人才,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战略目标[9]。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为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大规模培养数字化人才,积极开展数字化教学实践。本研究将从政策背景和学校概况等方面对八个教育数字化实践的优质案例学校进行简要分析(见表1)。这些案例涵盖欧洲的各级各类学校。表1 欧洲八校数字教育的政策背景和学校概况

为进一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欧洲各国均将教育数字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2014年,捷克政府出台《数字教育战略(至2020年)》(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 until 2020),强调培养学生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能力。2020年,捷克政府颁布《教育政策2030+》(Education Policy 2030+),提出将ICT能力纳入教育教学中。2021年,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修订课程计划,增加了ICT课时,将“数据、信息和模型,算法和编程,信息系统,数字技术”定义为四大数字能力领域。新冠疫情后,捷克启动混合式教育试点工作,思科探索学校就是混合式教育的试点校之一。该校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和技术投入,探索了未来教育的新样态。 为帮助学习者获得数字知识与技能,爱尔兰政府制定了《2027年学校数字战略》(Iraland’s Digital Strategy for Schools to 2027)。该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是: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与评估;完善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政策;培养数字领导力。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制定了“2023—2026年度发展计划”,重点关注差异化学习、读写与计算能力、学生的身心发展、数字化学习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数字化转型同样也是卢森堡政府的重要发展战略。2015年,卢森堡教育部颁布《数字教育4.0战略》(Digital 4 Education)。该战略整合了其现有的媒介素养教育举措,倡导学校使用数字化教学工具。2017年,又颁布《新学校法(2017版)》(A New School Law in 2017),明确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重点,要求学校每三年制定一份学校发展计划。卢森堡加斯顿索恩国际学校是卢森堡六所公立学校之一,该校目前有70名教师和500名学生,学校是当地教育数字化先行者,学校为学生配备了iPad和创客空间。 葡萄牙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家教育数字化发展,相继颁布《数字转型计划》(The Digital Transition Plan)和《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 [The Action Plan for Digital Education (2021-2027)] ,致力于教师数字素养培养。费尔南多·卡西米罗学校集团是葡萄牙一所数字化转型示范校,学校充分运用数字工具,以视觉艺术、音乐和多媒体为特色,采用跨学科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 近年来,塞尔维亚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20—2025年)》(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Republic of Serbia 2020-2025)《塞尔维亚共和国数字技能发展战略(2020—2024年)》(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kills in the Republic of Serbia 2020-2024)等文件,颁布了《塞尔维亚共和国教育发展战略(至2030年)》(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Upbriging in the Republic of Serbia by 2030)《面向2030年数字时代的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Teacher for the Digital Age 2030—Digital Competences Framework),将教育数字化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塞尔维亚克鲁舍瓦茨小学是欧盟“数字学校”试点校之一,学校2020年就实现了实时授课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斯洛文尼亚的数字教育始于1994年,较早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入教学。2019年,出台《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进一步促进数字教育。布雷日采小学因其在数字教育中的卓越表现,荣获“数字学校奖”,成为该地区最早将数字工具和平台引入教学过程的学校之一。 意大利出台的《国家数字学校计划》(National Digital School Plan)和《国家复苏和韧性计划》(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强调,提升学生数字技能、开发高质量数字学习内容、开展教职人员数字培训。当前,意大利的“数字教学网”已汇集了8200名数字活动协调员、24000名专业教师与200名数字教学专家。意大利马塔雷拉初级中学不仅对学校的物理环境、教学方法和时间表进行了专业设计与规划,还将数字课程划分为多学科模块,并推行个性化的一对一教学。校园内配备实验室、创客空间、集会广场、图书馆等多种功能场所,整体构成了一个动态融合、鼓励探索的学习环境。 2018年,瑞士颁布《2018年数字战略和措施》(The EDK’s 2018 Digital Strategy and Measures),涵盖数字课程、基础设施、教师培训等主题。瓦尔德吕学区教育集团成立于2021年,包括13所乡村小学和一所中学,是当地的优秀实践校。每所学校教室都拥有灵活的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学习路径[10]。
欧洲学校网梳理了八个案例学校数字教育实践策略,总结其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七个实用步骤(见图1)。

图1 案例学校数字教育战略步骤 (一)组建强有力的领导团队 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是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欧洲八校均已组建起职责明确、运转高效、执行力强的领导团队,并在此基础上专门设立了数字教育领导团队。该团队专门负责制定数字化战略,成员分工明确,定期沟通交流,推动数字化教学计划。 捷克思科探索学校采用联合校长管理机制。该校的数字化实践策略由两个核心机构共同决策:一是由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学校全体大会;二是由各个学院推选一名非教师代表与一名教师共同构成的“参议院”。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组建了十人数字化教学团队,专门负责数字化学习相关事务,并统筹管理数字化教学工作。该团队每年举行多次会议,持续推进并落实各项数字化学习计划。卢森堡加斯顿索恩国际学校采用开放式的领导团队架构,团队包括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和六名核心成员,共同参与并推动学校的数字化战略决策。该团队定期参加领导力课程并通过召开团队会议、开展调研、组织研讨、进行评估等方式持续完善学校的数字化战略。葡萄牙费尔南多·卡西米罗学校集团和塞尔维亚克鲁舍瓦茨小学均组建了数字化教育团队,团队成员需要具备优秀的数字素养和沟通能力,每月召开研讨会,持续推进学校数字化战略实施,并通过教职工大会、学校官网等渠道同步传达数字教学决策。斯洛文尼亚布雷日采小学的团队由校长、副校长、数字协调员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项目的教师组成,该团队每月召开例会,系统规划并评估各学科数字能力的引入与发展情况。意大利马塔雷拉初级中学数字化教育团队的成员主要为各学段的教师,核心成员包括意大利语教师、编程技术教师、数学教师以及关注机器人方向的学科教师。瑞士瓦尔德吕学区教育集团的团队由中学部副校长担任负责人,成员由7名不同学段的教师组成,担任技术协调员。该团队每年召开9次会议,并发布两期《数字技巧与项目通讯》,提供实用且易操作的建议[11]。 (二)明确数字化战略愿景和优先发展事项 明确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愿景是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八所学校均制定了与学校整体教育目标一致的数字化战略愿景。 卢森堡加斯顿索恩国际学校将“民主、音乐和数字教育”作为发展的三大支柱。其目标是通过整合数字媒体帮助学习者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为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发展需求,该校遵循“通用学习设计”模型,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捷克思科探索学校将“好奇心与自我成长”“价值观和道德根基”“自我管理能力”作为三大核心教育理念,旨在引导学生在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中主动筛选信息、理解学习规范和伦理、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等。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将培养学生的数字技能和能力作为学校数字化学习计划的核心内容。其愿景是“所有学生必须能够有效、安全、规范地使用数字技术辅助学习”[12]。塞尔维亚克鲁舍瓦茨小学以提升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字素养、紧跟新技术发展趋势作为数字化发展愿景。瑞士瓦尔德吕学区教育集团制定的数字化战略愿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现代数字工具,使其能够负责任、批判性地看待世界;二是通过整合数字技术,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的支持。 (三)识别并明确主要需求与挑战 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和挑战与学校数字化战略目标紧密相关,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成功的基础。八所案例学校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等方式,面向教师、学生及家长开展调研,系统收集涉及数字素养、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等数据。以数据驱动需求分析,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数字化实践策略。 捷克思科探索学校作为混合式教学的试点学校,每学期都会提交结构化报告,反馈远程教学的效果与不足(如在线教学时间比例、效率、教师对课堂管理的挑战等问题)。其次,学校通过问卷收集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习的评价。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制定了数字学习六步规划(确定重点、收集证据、分析与判断、撰写并分享报告与改进计划、将改进计划付诸行动、监测行动并评估影响),旨在帮助学校或教师系统性地评估、制定、实施和优化其数字学习实践。在调查阶段,通过向教师、学生、家长等咨询和开展数据分析,识别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需求和短板。葡萄牙费尔南多·卡西米罗学校集团建立了学校“质量观察站”,通过问卷收集学校数字化实践现状。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制定学校数字战略计划,如通过每学期组织领导会议、每月开展“与主任喝咖啡”活动共同探讨反思、举办“教师时间”活动倾听教师心声等,深入了解数字化发展的需求与挑战。塞尔维亚克鲁舍瓦茨小学和斯洛文尼亚布雷日采小学采用评估工具(SELFIE for TEACHERS,简称SELFIE,是由欧盟开发的免费、在线、匿名的教师数字技术自我反思工具),对全校数字技术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生成数据报告,明确数字教育教学质量和师生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的差距。 (四)分析现有及所需资源 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学校清晰地了解学校教育数字化所需及可用资源。因此,评估教育数字化可用资源和缺口,确保学校教育数字化实践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是案例学校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数字教育实践中,案例学校定期对硬件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缺口进行评估,形成清晰的资源分配规划,同时积极寻找外部合作和资金支持,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协助。 费尔南多·卡西米罗学校集团、克鲁舍瓦茨小学和布雷日采小学均采用SELFIE工具评估学校的数字资源情况。瓦尔德吕学区教育集团通过委托报告,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培训和课程实施方面的不足。学校与地方政府密切沟通,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源和合作,逐步弥合这些缺口。加斯顿索恩国际学校通过实践反馈、多方调研评估、基础设施审计等方式,发现数字教育设备和空间不足、数字技术支持过度依赖于外部机构、教师数字培训欠缺等问题。多米尼加学院通过数字学习六步规划清晰盘点学校数字教育资源及短板,如硬件设备数量不足、无线网路设备需要优先升级、外部资金资助来源不稳定等。 (五)全员参与数字教育实践案例学校成功推进教育数字化的策略之一,就是动员全校师生、家长、社区共同参与数字化战略,最终形成合力。案例学校的数字教育发展规划普遍建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汇聚领导、师生和家长的多方声音。 思科探索学校的学生和教师通过学校会议参与决策,家长通过问卷调查反馈信息。塞尔维亚克鲁舍瓦茨小学组织教师工作坊为家长提供数字素养培训,同时引导学生参与设备管理,形成多方合力以确保数字化战略的顺利实施。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的团队分工明确,分别负责基础设施、师资培训、家长沟通等职能,通过开展分层调研,整合教师需求、学生需求和家长需求,以实现战略协调和资源支持。卢森堡加斯顿索恩国际学校将“民主”作为核心理念,学校的首个发展计划就是由教师、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制定的。斯洛文尼亚布雷日采小学由领导团队、教师、学生共同设计数字化战略,构建了“学习社区”,定期举办研讨会进行反思交流。 由此可见,案例学校通过建立高效、透明的沟通机制,持续向各方通报进展,保持参与积极性。借助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系统收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与期望,使数字化战略紧密贴合实际需要。同时,学校积极引导家长和社区共同应对数字安全、资源公平等挑战,将数字化学习深植于校园文化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协同,为数字化愿景与战略赢得持续支持。 (六)将愿景转化为实施路线和方案数字化学习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将其分解为具体任务并明确落实责任,这也是数字化教学实践的保障。为此,案例学校均设立数字化学习团队来负责数字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爱尔兰多米尼加学院设立了“数字化学习负责人”一职,负责协调数字化学习团队,并制定数字化学习计划。团队每年召开多次会议,对学校的数字化学习计划进行审议和更新。葡萄牙费尔南多·卡西米罗学校集团依据其数字战略制定了年度行动计划,并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开展持续监测与动态调整。斯洛文尼亚布雷日采小学则参照欧盟和本国的相关框架,制定了涵盖教师培训与年度评估的中长期实施方案。这些明确的实施路径与责任机制,为数字教育实践的扎实落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七)建立监测评估流程建立动态多元的监测与评估框架是确保数字教育战略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在初始阶段,学校需要基于战略愿景设定培养目标。如提升学生数字素养、增强教师对技术的运用与资源获取情况。通过定量测试和定性反馈(如问卷调查、师生访谈)建立评价反馈机制,并依据评价结果,调整数字教育战略。 思科探索学校每年通过“school-mapping”程序开展问卷调查,广泛收集学生、教师和家长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反馈,借助“同伴互助”系统收集学生在技术使用等方面的进展。多米尼加学院定期通过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了解教师、学生、家长对数字工具使用效果及技术障碍的反馈。同时,利用Google Workspace平台跟踪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并评估其表现,以帮助教师及时干预。马塔雷拉初级中学建立了自我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重点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还制定了培养效果长期追踪计划,持续跟踪毕业生在后续高中阶段的表现,以验证其数字课程对长期学习成果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的八个欧洲国家学校案例,包含了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校类型。每个学校的教育数字化实践都有其共性和各自的特色。本研究从学校、课程教学和外部支持系统三个层面,总结提炼了案例学校有效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 (一)学校层面:强化领导引领和系统规划学校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者。通过梳理案例学校数字化教育实践策略发现,在学校层面,教育数字化实践有效推进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领导团队和数字化团队建设、战略目标规划、政策制度保障、基础设施保障、教职人员数字能力培养和智慧学习空间构建。 首先,学校领导是教育数字化实践的关键,他们是目标规划、政策制度、战略行动、实施方案和责任分解的发起者、保障者和推动者。案例学校均建立了以校领导为核心的数字化教学团队,这些团队充分吸纳不同背景的成员(如一线教师、专家顾问等),成员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专业指导和智囊支持。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师生、家长的主体作用。学校通过制定数字教育战略和各具特色的数字教育发展计划,确保战略实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各学校深入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大推进网络平台、数字教学资源和智慧校园平台建设,实现物理学习环境的数字化升级(见表2)。案例学校开放共享的智慧教育空间为学习者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教学环境,满足了“数字原住民”学生的学习和认知需求,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13]。表2 学校的领导团队和数字基础设施情况

其次,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学校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承担着培养数字时代人才的重要使命[14]。案例学校高度重视教职人员数字胜任力的提升,通过组织专业培训、工作坊和研讨会、建立教师学习社区、组织同伴学习小组等方式分享数字工具的使用经验,扩展教师数字知识、数字伦理与态度等,提升数字胜任力,助力教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学校还设置了教师奖励机制,除了公开表彰之外,数字能力较强的教师可以获得培训、设备使用和晋升的优先权。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奖励教师在数字胜任力提升和数字教学创新方面的努力,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教师的数字胜任力,让教师感受到专业成长的价值,从而持续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二)课程教学层面:突出素养导向与教学方法创新在课程层面,案例学校数字教育实践的关键要素在于:育人目标的设置、各具特色的数字素养课程和灵活的教学方法。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打破了传统教育常态,对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以学科知识掌握和技能习得的学习目标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具备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养的未来公民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案例学校建立了素养导向的育人目标,如表3所示。尽管各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略有差别,且在数字素养能力方面的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其核心均是以数字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15]。值得注意的是,各校培养目标中的数字素养能力的内涵已不是一种单一具体的素养能力,而是一种复合的、横跨的、关乎基本生活技能的能力,是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全方位的、复合的素养能力[16]。这种能力不仅是数字时代社会所需的数字技能,更是数智时代解决问题时所需要用到的知识、态度、道德意识和交流沟通能力[17],能够促使个体在数字时代自主获得诸如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文化知识等[18]。表3 欧洲八校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

数字时代知识更新速度急剧加快,课程设置需要与时俱进、迭代更新。课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内容,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学生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案例学校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均开设了涵盖编程、机器人、游戏设计、数字媒体等内容的数字素养课程(见表3)。在教学实践中,为促进数字教学的包容性,开展差异化教学,案例学校遵循“通用学习设计”的理念,探索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见表4),通过跨学科学习、项目化学习、游戏化教学、VR教学等方式,将原本结构化和固定的知识变得更加开放、多元。以任务和问题为驱动,让学习者在实体与虚拟的混合情境中进行深度学习,更好地掌握数字知识与数字技能。表4 欧洲八校的教学特色

(三)外部支持系统层面:构建“家校社企”协同机制与多元资金保障体系 欧洲案例学校的教育数字化实践之所以能够持续落地并产生实效,其核心在于突破校园围墙的局限,构建“协同支持”的外部支持生态,即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与多层次的资金保障体系。案例学校积极与家庭、社区、企业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家校社企”协同育人作为数字化教育实践的重要路径。学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定期收集家长对数字化实践的意见,依托数字平台(如家长账户、学习管理系统等)建立高效的沟通与反馈机制,确保家校沟通的时效性;并通过“开放日”“家长会”等活动,展示学校教育数字化实践的成果,让家长直观地感知数字化教学过程,成为学校数字化实践的支持者。此外,学校积极联动企业和社区,推动资源整合,为学生创造真实的学习场景、提供技术支持和实践机会。另一方面,学校与科技企业、教育服务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根据学校的需求捐赠适配的数字化产品。 在资金保障体系方面,一是案例学校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导,家长资助与协会募捐、企业捐赠和项目融资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学校可持续的数字化实践提供了稳定且灵活的资金支持。其中,政府财政拨款是案例学校的主要资金来源,案例学校均获得来自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教育数字化实践专项资金支持。二是学校依托家长委员会通过募捐、义卖等形式筹集资金,用来补充数字化教学设备和工具。如多米尼加学院通过家委会组织“烘焙义卖”、募捐等形式,购买电脑设备、支持特定的数字化实践项目。三是案例学校在积极寻求与企业合作获得资金支持之外,主动申报教育数字化项目,如“欧盟教育项目”“欧洲学校交流社区”项目等,为学校数字资源建设和师资培训提供了资金支持。这种多层次的资金体系保证了案例学校数字化实践的可持续性,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助力。
通过对欧洲八个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优秀案例的分析发现,教育数字化实践不仅是技术工具的接入和使用,更深刻地反映在课程重构、教学创新、学校的组织重构和系统性变革之中,也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以下启示:一是学校应建立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明确各阶段目标与责任分工,制定可操作、可监测的实施路线图。同时,引入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数字化教学效果、资源使用效率、师生数字素养提升等进行系统评估,形成“规划—执行—反馈—优化”的完整管理闭环,避免教育数字化建设流于形式或设备闲置。二是以素养为导向,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积极推动数智素养培育有机融入各学科课程标准,探索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主题课程,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支持学习者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促进学生从“知识接受者”转向“知识建构者”。三是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教育数字化生态。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数字化专项投入,并建议重点向农村及薄弱学校倾斜。学校应主动建立与家庭、社区、企业及高校的合作机制,拓展资源获取渠道,共建实践基地、教师发展联盟与数字化教研共同体。 总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立足本土实际,从理念、课程、教学到治理全方位、系统化地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模式,真正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