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及其教育应对

　　理解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内涵，需要明确“技术焦虑”和“数智时代技术焦虑”两个基本问题。　　何为“技术焦虑”？“技术焦虑”是一种独特的情绪反应，在国际学术期刊中的常用表述为“Technological Anxiety”“Technology Anxiety”或“Technophobia”。追根溯源，其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杰（Jay）第一个提出了“Computerphobia”（计算机恐惧症）的概念，并从行为、情绪、态度三个角度出发对其进行阐释。^[6]之后，众多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究了“计算机焦虑”的内涵，有学者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计算机焦虑的本质归纳为下列四条：①计算机焦虑是指在使用电脑或考虑使用电脑的可能性时，对电脑产生的恐惧心理；②计算机焦虑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状态焦虑”；③计算机焦虑可以在多个维度上衡量；④计算机焦虑会导致人们避免使用计算机。^[7]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计算机焦虑”之后也出现了诸如“互联网焦虑”^[8]和“人工智能焦虑”^[9]这类新概念，可见虽然技术在不断革新，引发的“焦虑”这种情绪反应却始终未变。这类概念共同引发对“技术焦虑”概念的研究。因此，应从“技术”和“焦虑”两个关键概念入手进一步剖析技术焦虑的内涵。一方面，技术焦虑中的“技术”一词指代的并不是某一类特定的技术，而是技术这个整体，它可以包含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所有的技术源。换言之，任何技术源都可以引发技术焦虑，只不过不同群体在面对不同的技术源时产生的技术焦虑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技术焦虑中的“焦虑”一词指代的是一种情绪反应，《心理学大辞典》对其的定义如下：“个人预料会有某种不良后果或模糊性威胁将出现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特点是紧张不安、忧虑、烦恼、害怕和恐惧，可能伴随出汗、颤抖、心跳加快等生理症状。”^[10]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则指出，焦虑是因为个体觉察到某种被其视为根本的存在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情绪，这种价值因人而异、内涵丰富，包括维持生命、享有自由、追求“成功”等。^[11]从上述两个定义可以看出，焦虑的内涵与不安、忧虑、恐惧等概念有所重叠，是个体在面对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受到模糊性威胁时产生的复杂情绪反应。　　数智时代的技术焦虑究竟如何划界？有学者曾将智能时代的技术焦虑等同于人工智能视阈下的技术焦虑。^[12]人工智能作为智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发展之快、影响之大令人咂舌，确实是智能时代的人们最易在交互过程中产生技术焦虑的一个技术源。但放眼整个数智社会，人工智能并不是唯一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技术，除此以外，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等数智技术都在不断升级进化，不断与人进行交互，因此人工智能也并不是数智时代唯一一个会令人产生技术焦虑的技术源。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早期过渡、心理问题频发的特殊阶段，在与各种新兴数智技术的交互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技术焦虑。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定义为大学生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技术等新兴数智技术源进行交互时，由于预见到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将要遭遇某种模糊性威胁，从而产生的一种包含忧虑、恐惧和不安在内的复杂情绪反应。

　　大学生与新兴数智技术源的交互主要可以分为知识获取、实践应用和道德认同三个层面。在知识获取层面，大学生会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数智技术及相关知识；在实践应用层面，大学生会应用数智技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道德认同层面，大学生会内化并表达与数智技术相关的各种道德品质。而大学生在进行不同层面的交互时会秉持不同的存在价值，当其中重要的存在价值受到模糊性威胁时，技术焦虑便会由此产生，根据交互层面的不同，其具体表现为认知层面、应用层面和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相应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结构模型　　（一）大学生认知层面的技术焦虑　　大学生在进行知识获取层面的交互时，他们所秉持的存在价值主要是渴望通过深入了解数智技术来促进自身发展，当这个存在价值受到威胁时，便容易引发认知层面的技术焦虑。鉴于“学习”属于大学生最主要的认知活动，可以从“学习”的角度出发进行描述，该技术焦虑表现为“学不会”“学不到”和“学不完”的焦虑。　　（1）关于“学不会”的焦虑。我国刚进入数字社会不久，很多数智技术方面的内容还属于前沿知识，大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较为欠缺，再加上这方面知识数量庞杂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使大学生在学习时会碰到很多超乎预料的困难。有研究就曾对我国大学生的数字素养进行过测评，结果显示学生在数字通识知识方面的得分不高。^[13]这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学习相关数智知识的过程并不轻松。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如果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较低或者不能进行正确的学习归因，那么就非常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并因无法在短期内获得自己所需的数智知识而感到不安、紧张。　　（2）关于“学不到”的焦虑。目前我国高校的数字素养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教育场景不丰富、教育内容不系统、教育时长不确定、与专业教育相割裂等问题，^[14]很难为大学生学习所需数智知识提供有保障的正式教育。虽然大学生拥有较强的学习自主性，可以借助互联网从多渠道搜集相关知识，但一方面大学生的网络学习行为存在受感知有用性影响小、学习意向不易转化为学习行动的特征，^[15]另一方面从网络获取的知识存在碎片化、泛娱乐化的特征，这会导致大学生在学校中无法系统高效地获取应具备的数智知识，从而产生求学无门的焦虑情绪。　　（3）关于“学不完”的焦虑。随着数智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知识的创造与传递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人类面临知识总量呈指数级增长的局面，教育界已有学者倡议要促进课程内容改革，进一步强化知识整合，^[16]然而这个倡议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必须面对海量的知识，由于精力和时间有限，又难以判断相关知识的价值、筛选真正需要的信息，很多大学生最终会陷入无所适从、力不从心的焦虑状态。　　（二）大学生应用层面的技术焦虑　　大学生在进行实践应用层面的交互时，他们所秉持的存在价值主要是渴望通过有效应用数智技术来促进自身发展，当这个存在价值受到威胁时，便容易引发应用层面的技术焦虑。鉴于认知和应用是一个既联系又分离的过程，大学生认知层面的技术焦虑会延续到应用层面并转变形态，表现为“用不好”“用不了”和“用不尽”的焦虑。　　（1）针对“用不好”的焦虑。一方面，该技术焦虑可能源于无法熟练运用数智技术，部分数智技术具备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使用门槛，很多大学生缺乏运用这些数智技术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会因此倍感焦虑。在“停课不停学”期间，有研究对大学生的在线学习准备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学生在线学习准备不足，尤其是缺乏计算机自我效能感，^[17]从中便可看出学生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会遭遇技术焦虑的一点端倪。另一方面，该技术焦虑也可能源于对数智技术的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已经逐步渗透进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大学生发现便捷高效的数智技术正变为“必需品”，但同时也发现对这些技术的依赖有让他们的思辨和行动能力逐渐退化的风险，故而摇摆于依赖与独立之间，最终产生焦虑情绪，有学者将其称为“疑惑—焦虑—上瘾”循环模式。^[18]　　（2）针对“用不了”的焦虑。该技术焦虑主要源于对数智技术发展的消极估计。部分大学生会觉得数智技术的发展还不够迅速或还不够普及，离技术成熟尚有显著差距，当前的数智技术较为昂贵、较为复杂、较为不便，无法有效解决他们在学习与生活中碰到的困难，由此产生焦虑情绪。根据相关报道，某高校学生就呼吁学校开发有关失物招领的应用程序，^[19]这一呼声正是他们焦虑情绪的外化体现。而放眼全球，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壁垒越筑越高，尤其是在数智技术领域，很多先进的技术无法实现共享共创，这使大学生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进而滋生焦虑。相关调查结果显示，64.8%的受访青年表示当无法使用数智技术时他们会产生不安心理。^[20]　　（3）针对“用不尽”的焦虑。该技术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大学生担忧数智技术在社会中无穷无尽的应用会彻底改变或替代他们未来的工作岗位，威胁到他们正常的生存和生而为人的价值。其实这种担忧并不仅仅局限于大学生群体，早有研究证明很多中小学教师也比较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取代教师职业。^[21]它背后不仅折射出人机竞争的加剧，更折射出技术对身体的异化，即数智技术的不当应用会使学生具身性缺失、身体过载、主体消解。^[22]大学生发现不断升级迭代的数智技术逐渐异化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人际交往可能被其所替代或主宰，面对自我认知能力的退化和自我独特地位的丧失，他们只能陷入无尽的不安与恐惧当中。　　（三）大学生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　　大学生在进行道德认同层面的交互时，他们所秉持的存在价值主要是渴望遵守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当这个存在价值受到威胁时，便容易引发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鉴于道德与伦理的本义具有相通性，伦理偏重于他律，道德偏重于自律，^[23]所以更适合用“道德”表述个体存在的技术焦虑，同时也能运用伦理学的理论知识，分别从美德论、功利论和道义论三个角度来审视大学生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　　（1）从美德论的角度进行审视。大学生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主要表现为“美德迷失”的焦虑，即在信息大爆炸的数智社会中，面对海量的信息，善恶的界线不再清晰，美德的地位不再神圣，许多德性实践都要经历舆论无休止的审判，这使大学生会陷入价值迷失的困境，心中的焦虑情绪也由此滋生。以“尊师重道”这个传统美德为例，随着媒体对部分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曝光，舆论持续升温，“尊师重道”这个优良传统也被推上“网络审判台”，在审判中不乏理性的反思，也不缺盲目的指责，大学生在面对数智技术平台所呈现的各方意见时难免会价值混乱、内心焦虑。　　（2）从功利论的角度进行审视。大学生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主要表现为“功利悖论”的焦虑，即在无法确定高速发展的数智技术是否会侵蚀人类幸福和利益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无法确保自己的行为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此同时，数字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分散性、去责任化等特征则在不停诱发大学生“损人利己”的心理。^[24]这些剧烈的价值碰撞会使许多大学生深感纠结、不安与忧虑。以数据安全为例，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频发且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预防措施，大学生在使用数智技术时无法保护个人隐私，也无法保证不去侵犯他人隐私，这毫无疑问会引发严重的焦虑情绪。　　（3）从道义论的角度进行审视。大学生道德层面的技术焦虑主要表现为“道义陈旧”的焦虑，即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道德标准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社会，可全新的数智时代道德标准还未完全建立，这使许多大学生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进而激发强烈的焦虑情绪。以和大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为例，当前我国已经开始逐步构建该原则，但在构建过程中过于注重参考已有国际原则的“共识”，而忽视“非共识”要素，进而导致现有原则缺乏本土性、情境性、可操作性等一系列问题。^[25]这些问题都极有可能成为大学生产生技术焦虑的导火索。　　总体来看，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在认知层面、应用层面和道德层面有着不同的表现，这反映出该技术焦虑具有复杂性和普遍性。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是对数智时代教育转型的积极响应，可以为大学生在数智时代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焦虑“若适度，则不仅对人无害，且可激发斗志，唤起警觉，提高工作效率”。^[26]罗洛·梅认为正常的焦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27]可见焦虑有适度和过度之分，大学生的适度技术焦虑是指能对大学生生存和发展产生建设性意义的技术焦虑，不同于过度技术焦虑，它不仅不会造成重大的危害，反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基于此，本文将辩证分析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价值与危害。　　（一）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价值　　数智时代大学生适度的技术焦虑具备一定价值，但是当前很多相关研究并未予以关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些价值。　　（1）促进大学生技术反思。在大兴技术狂热之风的当下，适度的技术焦虑能唤醒大学生对数智技术的警觉，思想上帮助大学生逃离技术主义的陷阱，道德上帮助大学生摆脱数智技术的绑架。思想方面，伴随着数智时代的进步，技术主义正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技术主义是指“过度依赖某种工具、手段、技术，把某种操作过程机械化、程序化”^[28]，受其影响，大学生容易认为技术可以拿来应对所有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过度强调技术的运用。而适度的技术焦虑可以帮助大学生主动去发现和思考数智技术存在的不足，摒弃技术至上、技术万能一类的思想，在学习与生活中审慎、有选择地运用技术解决问题。道德方面，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引发一大批全新的伦理问题，如大数据技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伦理的冲击等，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直面问题，而非一味退缩或选择性无视，适度的技术焦虑可以加强大学生对这些伦理新问题的关注，并促使大学生努力借助各种渠道寻求答案，这不仅有利于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大学生自我权益的保护。　　（2）促进大学生学习创新。学习创新有两大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二是如何学习最有成效。^[29]适度的技术焦虑可以帮助大学生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不能断言数智技术的相关知识一定是数智时代最有价值的，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此类知识无疑是数智时代十分重要的内容，大学生必须认真深入地加以学习。大学生本身就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适度的技术焦虑可以进一步为学习指明方向，推动他们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思路，去主动了解那些让自己产生焦虑情绪的技术，甚至有时还能给他们的学习提供灵感，让他们在思考并理解自身焦虑的过程中对技术和自我产生新的洞见。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不能断言在焦虑中学习是最有成效的，但适度的技术焦虑无疑可以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强大的动力。适度的技术焦虑可以激发大学生对数智技术相关知识的求知欲，使他们不仅迫切地想了解那些让自己产生焦虑情绪的技术，也迫切地想借助这些技术进一步武装自己，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3）促进大学生融入社会。大学生正处于从学校到社会的关键过渡期，适度的技术焦虑能促进他们积极地融入数智社会，更好地在数智社会生活，假如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则可能使他们好逸怠惰、停滞不前，无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适度的技术焦虑会为大学生融入数智社会提供一个宝贵的契机，使他们对每一项社会新事物都保有一颗敏感而开放的心，他们不会对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无动于衷；相反，他们会去试图弄清楚周遭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以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并主动和教师、同学、家人等群体就数智社会的新发展展开对话交流，最终找到未来的人生方向。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技术焦虑的大学生，他们要么过于信任技术，要么盲目自信；前者会导致他们对技术的盲从，后者则会导致他们自我封闭，总之都不能很好地融入新社会之中。　　（二）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危害　　数智时代大学生过度的技术焦虑无疑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也是当前众多研究都在寻求技术焦虑纾解途径的根本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些危害。　　（1）导致大学生与技术相脱离。起初，在关于“计算机恐惧”的概念阐释中就指出，用户在行为上会刻意回避谈论计算机。^[30]可见技术焦虑，尤其是重度的技术焦虑会导致人与技术相分离。针对大学生群体，过度的技术焦虑会导致其在意识和行为上都与新兴数智技术保持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保持距离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数智技术，而是为了不去接触数智技术。意识上，这部分大学生会让自己不去关注、不去思考与数智技术相关的任何问题或现象，他们不愿主动获取与数智技术相关的任何知识，也不想尝试加以改变；也有部分大学生更甚，他们不是漠视，而是仇视数智技术，认为这些技术是引发他们焦虑的根源，需要予以消灭。这些意识表现在行为上，前者使大学生只会使用已然十分熟悉的技术，对新兴的技术则刻意逃避、一窍不通；后者则会使大学生故意破坏数智技术的产品或声誉，他们不仅会阻止自己使用数智技术，还会去阻止他人使用数智技术。　　（2）导致大学生与德行相脱离。学生德行的培养主要有自我教育和学校德育两条途径，而过度的技术焦虑则会堵塞这两条道路。自我教育方面，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基础，自我意识想在过度技术焦虑的阻扰下顺利发展却很难。当大学生面对数智技术过于不安和忧虑时，背后反映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认为技术随时都有取代人类的可能，人在技术浪潮下没办法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只能随波逐流，这自然会使大学生没有意识也没有勇气去与数智技术进行交互，并进行自我教育。学校德育方面，面对数智时代的冲击，很多高校一直都在德育内容、德育方式、德育评价等方面积极进行革新，但如果技术焦虑过度，大学生就无法让自己参与新式的学校德育，他们不能接受更新后的与数智技术息息相关的德育内容，不能适应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具身体验真实的道德情境，不能配合有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技术支持的德育评价，^[31]最终他们的德行水平也无法获得有效提升。　　（3）导致大学生与时代相脱离。数智技术不是数智时代的全部，但能对数智时代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当过度的技术焦虑阻断了大学生与数智技术的联系，也会进一步阻断大学生与数智时代的联系。大学生刻意回避数智技术意味着他们无法利用数智技术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进步，这会使他们个人的发展效率低下、发展空间受限，最终落后于他人，与大步向前的时代相脱节。进一步而言，当大学生开始刻意回避周围和数智技术相关的人和事后，他们就会逐渐变成“套中人”，将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圈禁在固定的空间之中，不愿与外界进行交流，随着数智技术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他们所处的生活空间也会不断缩小，直至不容于时代。不容忽视的是，师生关系作为教育中最基本的关系，如果大学生与技术和时代相脱离，势必会对教师造成不利影响，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数智技术时无法获得学生的正向反馈，很大概率上教师也会开始回避数智技术，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高等教育与时代相脱离。　　总而言之，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这要求在寻找合适的应对策略时要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既要对该技术焦虑有全面的认识，又要善于抓住纾解该技术焦虑的关键，最终充分发挥其价值，有效规避其危害。

　　大学生是受教育的重要主体，从教育层面寻找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的应对策略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大学生因在不同交互层面的重要存在价值受到威胁，从而产生技术焦虑，这种情绪有适度和过度之分。因此，开发相关教育应对策略的关键就在于帮助大学生认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并调控技术焦虑的程度，本研究将分别从教育技术、教育伦理、教育尺度三个方面阐释应对之策，其中以术育人主要应对认知和应用层面的存在价值危机，以德育人主要应对道德层面的存在价值危机，以教育人主要调控技术焦虑的程度。　　（一）以术育人，加强教育技术的应用　　传统教育把教育内容局限于教材之上，把教育方法限定于讲授之内，把教育主体限制于师生之间。到了数智时代，这样的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发展的需要，也无法助力大学生在与数智技术的交互过程中认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因此，有必要加强先进教育技术的应用，使数智技术融入教育的全过程，推动传统教育向数智教育加速转型。　　（1）在教育内容上，高校教师不仅自己要熟练掌握数智技术相关的知识，更要把其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传授给大学生；既可以在已有的课程中进行有机融入，也可以借助高校广阔的平台开设新的公开课或选修课进行公开宣讲。通过知识的传播，满足大学生对深入了解数智技术以促进自身发展的渴望，强化他们对数智技术的整体感知，帮助他们理性地看待技术，尤其是理性地看待人之于技术的主体性，努力调节自身焦虑情绪，寻求与技术和谐共生，而非沦为情绪或技术的奴隶。　　（2）在教育方式上，高校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合理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技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也能让大学生在与数智技术的不断接触中逐渐“脱敏”，降低技术焦虑的程度。应当格外注意的是，不能只是由教师使用数智技术，还要给予大学生恰当的实践指导并让其亲身参与数智技术的运用，满足大学生对有效应用数智技术以促进自身发展的渴望，实现在做中学，在实践中锻炼技术应用和情绪调控的能力。　　（3）在教育主体上，要让更多的主体加入教育之中。一方面数智技术在不断更新升级，仅仅依靠教师与学生这两个主体是无法让数智技术释放最大能量的，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如不同学院可以互相提供研究、师资方面的支持，有关科技企业可以提供技术、场地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本身就具备跨越时空的能力，借助数智技术能让教育走出狭窄的课堂，与多方主体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如高校教师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与家长就孩子的在校情况进行高效的沟通及合作，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下，大学生过度的技术焦虑将得到及时的发现与纾解。　　（二）以德育人，做好教育伦理的引导　　近年来，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据泄露、算法偏见、隐私侵犯等全新的伦理风险已悄然潜伏于高等教育领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数智时代的教育伦理必须对此加以回应，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引导，满足大学生对遵守行为规范、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渴望。　　（1）理论基础方面应当与时俱进。面对新出现的伦理危机，有学者指出要超越传统伦理学，开辟“数字伦理”这条新赛道，即“在接续传统伦理学理论资源的同时，以审慎有力的行动重塑数字伦理对可能生活的承诺”^[32]。面向数字伦理的教育伦理，可以助推高校教师根据时代新发展重新审视教育过程中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为使用数智技术的学生提供更加贴合实际的价值原则与技术规范，帮助学生明晰数智时代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应当养成的道德品质，更好地达成数字幸福。　　（2）师生关系方面应当相互信任。高校教师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应将大学生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学徒”，即在数字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发展主体，既不低估数智技术对他们的影响力，也不低估他们对数智技术的适应力。在尊重学生、因材施教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充分的与各类数智技术进行交互的自由，发挥他们的自主性，让他们最大限度发挥与生俱来的数字亲和力。大学生也会因此增强对教师的信任，愿意与教师围绕数智技术在各方面展开深度交流，教师便可借此机会帮助学生妥善调和内在价值系统并调控自身技术焦虑的程度。　　（3）道德实践方面应当以情动人。交往性和智慧性是教师道德实践的重要特征。^[33]高校教师除了要把数智技术应用到教学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自身对学生的关怀与爱融入师生交往之中，不仅关爱学生，而且会爱学生。他们可以在大学生与数智技术交互时给予恰到好处的情感支持，通过温暖的爱心和周密的计划，引导其根据兴趣与能力主动探究数智技术工具的价值、形态、工作原理及其对生活的影响，^[34]进而关心自己所使用的各类数智技术，和数智时代中的人与事建立深度的移情共鸣，这样学生身上的过度技术焦虑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三）以教育人，把握教育尺度的标准　　对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进行调控，而非一味追求根除，关键在于要把握好尺度。那么教育尺度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有学者指出“教育是否在人的健康发展和幸福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是衡量教育尺度的基本标准之一，考虑到适度的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所具备的价值，以调控为目标的教育在质与量的规定性上应将其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35]这就需要解答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适度”，二是怎么实现“适度”。　　一方面，什么样程度的焦虑才能算合适，才能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建设性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各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个体也都有各自合适的技术焦虑，切不可一概而论。已有研究指出，可设计实验探究家长教育焦虑与育儿方式、孩子发展结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6]在未来也可通过设计相关心理实验对大学生适度技术焦虑与大学生全面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另一方面，如何实现“适度”。首先，在针对大学生的技术焦虑实施教育前，要先通过成熟的心理量表和调查问卷对有关教育及学生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不但要分别调查实施教育的主客观条件和学生技术焦虑的实际情况，还要综合考虑学生对教育的接受程度以及教育对控制技术焦虑的有效程度。其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各教育主体要保持适度的控制欲与教学欲，以通识教育为主、师生谈心为辅，对大学生在数智时代的生活少些干涉，多些守望，让大学生在数智时代的学习少些灌输、多些自主。最后，在实施教育后要及时评估，对教育的成效和大学生技术焦虑的情况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并根据这些判断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如果学生技术焦虑程度仍过高，则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纾解，如果过低，则可以向其科普更多当前数智技术所面临的不足与危机。这样方能形成完善的教育模式，将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有效调控至“适度”。　　概括而言，为了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并调控技术焦虑的程度，不但要对传统教育进行反思与完善，还要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创新，这涉及教育技术、教育伦理、教育尺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改革。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大背景下，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应当携手共进，深化对数智时代大学生技术焦虑问题的认知与研究，帮助大学生实现与技术共生、与焦虑共处，成为数智时代真正的开拓者和传承者。